克服成长中的烦恼 成都如何提高研发投入强度

http://www.scol.com.cn(2021-7-19 10:16:28)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作者:熊筱伟
作者:熊筱伟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
  启程调研前,贺俊特意查阅了成都近年经济数据。这位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成都市社科院成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很快就注意到一种不均衡现象——

  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资本净流入……几乎所有指标都显示,成都正欣欣向荣。但也有指标与之似乎不太匹配。根据最新公开数据,成都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低于深圳、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在省内也不是最高。R&D经费投入强度,即R&D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是国际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努力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其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成都研发投入强度为啥不够高?带着问题,贺俊于7月6日至7日在蓉密集调研了一批市级部门和企业。川观智库全程随行,记录下在此期间专家的追问与思考。

  A

  怎么看

  创新资源丰富,为啥研发投入强度还是不够高?和“产业结构”“产业链分工”密切相关

  在追问“为什么”以前,贺俊先问了关于“是什么”的更多细节。

  “北京研发投入强度超过6%,但我们知道主要是因为高校多,其实当地工业研发强度并没那么高。成都研发投入强度低,更多是因为工业低,还是基础研究低?”在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会议室,贺俊抛出疑问。

  相关负责人回答,更多是因为工业。他透露全市工业研发投入强度比2.66%更低。而根据公开资料,成都有超过60所高等院校,数量居全国第六;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的A类学科数27个,排名全国第7。

  创新资源丰富,为啥研发投入强度还是上不去?综合与会人员发言,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因为“产业结构”,即占有相当比例的食品饮料、能源化工等传统产业,对研发需求相对较低;二是因为“产业链分工”,即部分高技术行业在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还不够高,“制造(环节)多,研发(环节)少。”上述负责人特别提到,全市高新企业数量不足北京、深圳的一半,“本地企业接不住,一些科研人员自然就会把成果拿到外地去搞转化,墙内开花墙外香。”

  该负责人认为,究其根本,这是“成长中的烦恼”——问题的出现和城市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深圳、广州也都经历过类似的发展阶段。对此贺俊表示赞同。

  根据调研所见,贺俊认为成都要实现从“高速增长”向“质量驱动”转变,当前短板在创新上。成都应着力提高研发投入强度。

  所有受访政府部门和企业家都认同这一观点。但具体到某一领域,就可能产生认知差异。调研期间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谈到,希望“十四五”期间工业增速能超过GDP增速,从而进一步提升其在全市经济中的占比,因为“(成都)还没经历工业化充分发展的过程,工业化速度可能还赶不上城镇化发展速度。”

  对此贺俊认为,或许更为合理的选择是追求工业发展速度和占比“基本稳定”,而将更大精力用于推动工业形态向“以研发和创新为主”转变。

  一方面工业很难继续保持长期高速增长。贺俊表示从经济规律看,随着地区不断发展,通过成本洼地来吸引工业集聚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当人均GDP达到8000至1万美元这个区间后,当地工业在经济中占比就会逐渐下降;从实现路径看,要保持工业较快增长,各地通常是依托招商引资和重化工业发展。但如今工业产能整体趋于饱和,同时重化工业快速增长的阶段已然过去,而消费品工业增长相对稳定。

  另一方面这更契合当前发展需要。贺俊特别提到工业增速和占比平稳甚至下降,并不等于工业对成都发展的支撑能力下降。美国工业约占其国民经济的10%,但约七成研发都发生在工业领域。成都也完全可以此为目标,以创新提升对全市乃至全省发展的支撑和带动能力。

  B

  怎么干

  从“产业结构”着手 集中发展通用目的技术相关产业,从两大关键点入手发挥成都带动作用

  具体到实践,该如何提高研发投入强度?立足于传统产业研发需求较低这一事实,要认识到“需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并不难,难的是从何着手。换言之,政府该重点引导推动哪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贺俊认为,政府很难准确预测出下一个爆发的且和本地发展相匹配的高技术产业是什么。他建议成都可在不放弃一些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将越来越多政策资源集中于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相关产业之上,即产业革命中那些关键共性技术所衍生的产业。典型代表是信息与通信、生物医药以及新材料产业。

  “通用目的技术相关产业是基础,不管未来新兴产业是什么,一定根植于这些产业基础之上。”贺俊认为深圳产业发展之所以始终把握住“风口”,从产业结构视角解释就是因为当地最强大的是信息与通信、生物医药和新材料这些通用目的技术相关产业。

  而谋划通用目的技术相关产业发展,不能只立足于成都。贺俊认为,本地配套率、产业集聚度对这类产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但成都城市发展的过程,就是要素成本不断提高的过程,而这又会反过来限制产业集聚的空间。要打破困境,贺俊建议可参考深圳做法,“(深圳)依托周边佛山、东莞等地完成了产业配套布局,使得当地(产业发展)综合成本并不是很高。”贺俊说,每一个强大的工业城市,周边一定有广阔区域在为它做配套。

  要实现目标,就涉及区域发展的一个永恒话题:极化和均衡。“发展到现在,成都必须要更加开放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将更多制造环节外溢,让周边城市为自己配套。”调研中有官员提到成都电镀产业发展情况,贺俊认为这一产业就完全可往周边城市转移。

  怎么推动从极化到均衡?方法和路径不少,贺俊给出了他眼中的两大关键点:一是推动公共服务和产业政策的均等化。“推动交通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当然可以促进要素流动,但个人认为这些只是补充。当前真正阻碍流动的,还是不均衡的公共服务和产业政策。只有实现了它们的一体化,才能形成内生的均衡发展局面。”

  二是解决内部的社会流动问题。贺俊表示从经济学角度审视城市增长,无非是两个关键点:高效率行业代替低效率行业,高效率人口代替低效率人口。“什么叫社会流动性?就是每个有效率的人都会成为成都市民,这样城市才能有活力。”这需要成都推动增强文化和体制上的包容性,后者包括户口及其相关公共服务。

  从“产业链分工”入手 推动向外引内培内涵式发展转型,培育“合适的土壤”

  提高研发投入强度,需要高技术产业,也需要产业“高端环节”。

  实现这一目标,最直接办法是对外招引。调研交流过程中,政府官员介绍了招引华为、一汽大众等巨头研发机构落户成都的情况。

  而贺俊更感兴趣的,是本土培育的创新企业。“来之前我们做了一些功课,好像成都百强企业大量是招引来的。能介绍下本地培育企业情况吗”“本地培育企业有没有一些产业特点,比如集中在哪些领域”“本地培育企业增长动力主要在哪里”……调研过程中,他反复抛出相关问题。

  在贺俊看来,“内培”至少具有和“外引”相当的重要性。他注意到成都绝大多数百强企业都是招引而来,“总部不在这儿,根植性不高,也就很难引入核心研发环节。”他很赞同成都高新区等地的做法——从招大引强外延式发展向外引内培内涵式发展转型。

  具体如何着手?贺俊认为首先要培育“合适的土壤”:较强的基础研究能力和通用目的技术相关产业。贺俊认为后者技术生命周期较短,因此尤其适合创业,“你很难想象像传统汽车那样百年老店林立的行业中会有大批创业者。”

  至于基础研究,贺俊建议除了加大投入,成都可围绕通用目的技术相关学科探索建立一些新型研发机构,包括突破既有体制机制束缚、采取学术自治模式的大学,或立足电子科大等既有高校成立专门研发机构;与此同时,还可对标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立共性技术研发机构。采取政府和市场合作模式,由政府负责提供战略性引导,运营则交由市场以确保效率。

  此外,贺俊认为建设孵化器、设立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常用手段亦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但他特别提醒,政府设立的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应聚焦那些“对产业链很重要,但不太能挣钱”的项目,“比如上海投资的中芯国际、上海微电子等企业都不挣钱,但它们有助于解决电子信息产业的‘卡脖子’问题,能带动整个产业的高度。”如不能严守这一原则,就可能丧失设立本意,并对社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把脉

  关于成都产业生态圈的一点建议——

  加强设计 政府同时要允许其自然演化

  在蓉调研期间,让贺俊印象最深的是成都在国内率先提出的产业生态圈。

  在他看来,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建设产业园区,推动工业在空间上集聚、降低基建成本,同时明确了经营主体责任。而“产业生态圈”则是在过去产业园区基础上,进行了至少两个方面的优化——

  一是实现了从“行政区”到“经济区”的跨越。传统产业园区都属于行政区概念,而生态圈则是以经济而非行政为边界,这更接近于产业集群的本质,“不管加州硅谷还是东京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都是一个经济区而非行政区的概念。”这更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二是从“以产业为导向”转向了“以人为导向”。过去更多是工业化驱动城镇化,人们朝有工作的地方流动,但未来更多会是城镇化驱动工业化,“如果城市不宜居,人才不会来。”而产业生态圈对人的重视,很好地顺应了这一趋势。

  贺俊同时提醒成都注意经济学中的两个概念:设计和演化。政府在加强产业生态圈设计同时,也要允许其自然演化,使其能即时对未来城市形态需求变化做出反馈,让内涵和外延不断延展。

  专家印象

  调研过程中,贺俊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这一定是位非常犀利老到的记者。

  和受访者交流时,他就像所有优秀记者那样直击要点、刨根问底——政府官员提到数字经济发展,他会径直追问应用场景打造情况;有人介绍成都产业生态圈,他会跳出定义去了解落到具体工作任务时这个“圈”和传统产业园的差异。即便参观外行普遍看不懂的企业药物研发实验室,他也会追问一句,“怎么判断一个(类似)实验室建设水平的高低?该看哪几点?”如果受访者没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贺俊还会第二次、第三次询问,变着法地追寻答案。

  当然他并不是记者,而是研究产业经济的中青年学者。贺俊正式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产业发展、产业政策与技术赶超,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但和记者一样,他也强烈关注现实问题,曾围绕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和创业企业培育等课题为地方建言,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策信息研究奖特等奖”。同时他和四川还有特别的缘分——作为成都市社科院成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贺俊时常往来于成都、北京之间,在感性和理性上对成都这座城市都有深入了解。(川观智库首席研究员)


  国家发改委区域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燕:立足“基本盘” 探索建设“成都公园都市圈”  

  □川观智库首席研究员 熊筱伟

  本月初公示的《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草案)明确提出,推动全省发展“主干”由成都拓展为成都都市圈。具体该如何实现?正参与编写《成都都市圈建设蓝皮书》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区域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燕给出了他的观察和建议。

  把握成都都市圈“基本盘”

  三个关键词:快速成长期、内陆开放型、生态环境好

  科学推进都市圈建设的前提,是精准把握“基本盘”。

  政府部门公开材料提出,根据都市圈演进规律,同城化一般会经历“成长期—提升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当前成都都市圈同城化指数为1.7,处于“成长期”。与广州都市圈(6.9)、南京都市圈(4.2)等同城化相对成熟的区域比,有一定差距。

  这是一个相对整体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张燕用三个关键词对成都都市圈“基本盘”作了更为细致的勾勒——

  第一个关键词是“快速成长期”。张燕认为,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工作起步较早,已有很好基础,尤其是相关政策体系框架、组织实施方案等顶层设计保障都已形成,且围绕交通、产业等领域也已取得一些突破。根据既有经验,这时都市圈往往会开始快速成长。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中心城市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扩散现象并存。“相关期望和要求不能违逆发展阶段——当前既不能还坚持成都对生产要素的单向集聚,也不能过分强调它的带动溢出作用。”

  第二个关键词是“内陆开放型”。全国都市圈不少,但像成都都市圈这样区位条件独特的却很少。张燕认为,成都都市圈所处位置,加之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在此叠加,使得它在全国对外开放大局中具有较强的牵引性和代表性。

  第三个关键词是“生态环境好”。好的环境是都市圈吸引人才、资金等要素的重要基础。这里“环境”包括三个方面:生态环境、生活环境、营商环境。在张燕看来,生态环境是成都都市圈的优势和特色,其生活环境处于全国较好水平,营商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立足“基本盘”建议开展三方面研究

  对战略定位进行再认识、推动“四链”一体化、制定“改革清单”

  立足“基本盘”,张燕建议首先应围绕三方面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为后续工作指明方向和重点:一是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对成都都市圈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进行再认识;二是围绕推动“四链”,即创新链、要素链、产业链和政策链一体化问题开展研究;三是制定“改革清单”,明确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目标。

  与此同时,张燕也给出了一些具体工作建议:进一步发挥成都的综合优势以及德阳、眉山、资阳三市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就是专业化优势。虽然三城发展基础相对成都较弱,但完全可以瞄准某些具体领域做出影响力,比如资阳‘中国牙谷’、德阳‘天府数谷’都是很好的探索。”也可探索建设“成都公园都市圈”,通过在都市圈内推广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优势。

  破解都市圈发展“老大难”问题

  建议更多从“增量”上切入产业协作

  如何推动产业协同是都市圈发展“老大难”问题。根据公开报道,成都都市圈目前仍存在“主导产业缺乏协作,四市对产业链成长规律和国际市场竞争规律的认识还有待形成共识”等现象。究其根本,就是“如何打破行政区划壁垒”。

  对此,张燕建议进一步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具体可从“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利益共享机制”以及“考核导向”入手,包括借鉴深圳前海合作区法定机构运作模式,探索人才、资金及土地资源的跨行政区一体化配置机制;在数据统计指标、税收分成、资金共担等方面探索城际间利益共享机制;在工作考核评价方面做相应调整,可根据都市圈内不同城市角色和作用,尝试设置相应的同城化考核指标。

  张燕提醒,各市在推动产业协同时不要总盯着“存量”,要更多尝试从“增量”上切入。这里的“增量”,来自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来自共同承接产业转移。张燕认为成德眉资可围绕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协力打造在全国乃至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新兴产业越来越看重的不是政府补贴,而是当地产业链配套、产业链生态。成都空间和资源毕竟有限,要形成完备的产业生态,就必须和德眉资三市共生共长。”

  打造产业集群,招商引资仍是重要方式。张燕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国乃至全球产业转移势头将依然强劲。成德眉资可探索共同招商,推动相关企业在都市圈内集群式落地,在此过程中优化乃至重塑各自优势和产业协作分工。要实现共同招商,必须推动相关招商政策一体化,但这并非易事。为此,建议可先在合作共建园区内小范围推动政策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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