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潜农村消费 强化县城及中心镇增长极作用是关键

http://www.scol.com.cn(2021-5-17 10:00:42)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作者:张舟
作者:张舟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
  对话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  

  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部署。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提出“全面促进农村消费”“促进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满足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需要,吸引城市居民下乡消费”等指导性内容。这也是自2010年后,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农村消费问题。

  在脱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提出促进农村消费有何深远意义?作为消费市场的“洼地”,农村消费潜力应该如何挖掘,才能有效扩大内需,为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做出贡献?川观智库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他认为,要实现农村消费市场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注重县域经济发展,方能让农村消费不断升级,让广大农民通过消费实现农村生活方式现代化。

  农村消费是经济发展慢变量中的快因素

  ●农村消费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举足轻重,但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农村收入增长,促进农村消费,关键是提升农民收入

  记者:回顾历年的一号文件,上一次关注农村消费还是在2010年。而今年,除中央一号文件外,商务部等12部门也联合印发了《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旨在更大程度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时隔11年,我们为何重提农村消费?

  张晓山:今年再提农村消费,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一般会认为,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快变量,而消费是慢变量。但是,慢变量中也有快的成分和因素,农村人口是消费需求意愿和现实消费能力之间差距较大的群体,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消费者对于某一类产品,消费额的变化与消费者收入变化的比值)最强烈,只是一时的实际消费能力偏低。

  从数据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9年突破1.6万元,提前实现翻番目标。增速连续10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由2015年的2.73:1缩小到2019年的2.64:1,到2020年变为2.56:1。我们已经取得了脱贫攻坚的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他们在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等方面的负担减轻了,他们的经济净收入增量就可能转化为生产和生活消费,成为促进国内消费市场增长的强劲动力。

  记者:现实中我们也注意到,虽然收入在提升,但农村消费依旧面临着“能不能消费得起、敢不敢消费、能不能安心消费”等三个问题。对此,您怎么看?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关键环节是什么?

  张晓山:我个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是“能不能消费得起”,这涉及到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关系到农民“敢不敢消费”。另一个问题是农民“能不能安心消费”,这涉及到农民消费需求能否得到满足,消费品质量能否得到保障,消费品能否快捷安全地送达,出了问题能否及时解决,这也和农民“敢不敢消费”有关。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关键还是要持续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农民的收入从结构上分为四种: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首先,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务工收入,其增长很大程度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目前来看,国内外环境复杂变化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农民的灵活就业,因此,这部分收入短期内不大可能有较大幅度增长;其次,经营性收入的提升则与农产品供求形势及农产品价格机制的改革相关。第三,财产性收入从人均来看,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13年是2.07%,2019年增加到2.40%,增长幅度不大。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中最大的短板是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增长潜力最大的也是这项收入。第四,近年来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比例较大,各项补助收入提升较快,如用于脱贫攻坚的资助、社会保障力度的增强等,2019年转移性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就达到20.6%,较2013年提升3个百分点,占其可支配收入五分之一,但仍有潜力可供挖掘。

  记者:您认为制约收入增长的症结在何处?应该如何解决?

  张晓山:从根本上说这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固化造成的结果。我们的城市和农村在很多领域都有不小的差异,不光收入有差距,基本的公共服务也有差距。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要素总是向生产率高、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短期内还难以缩小。但政府应该承担起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体责任,通过调整财税政策,在较短时间内,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人均享有最基本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才能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的购买力,创造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农民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潜能释放出来。

  就增加农民收入来说,一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及相关产业,加速农业现代化,通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来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主要农产品供给体系对国内消费需求的适配性,减少部分农产品的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另一方面,要落实农民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让土地的增值收益能够更多地回到农村。过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是“取之于乡用之于城”,很多收益用于城市建设,现在则是要“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可以结合发展乡村旅游、下乡返乡创新创业等,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这既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加速市民化的过程,更是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

  发展县域经济激活农村消费潜力

  ●政府应对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城镇加大投入,强化县城与中心镇的增长极作用,进而激发农村的经济活力。如果县域经济不能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农民就不可能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记者:要扩大农村消费,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您认为,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短板应如何弥补才能有效促进消费?

  张晓山: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收入的差距上,更体现在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平衡上。过去,农村地区公共资源配置不足欠账太多,基本公共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今年的一号文件就指出,要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这就是要实现城乡居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减轻农民生活负担、免除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一方面,政府应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加大对落后乡村地区的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力度,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同时,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改善农村环境,提升人口吸引力;另一方面,要根据城乡差异,制定有利于农村发展进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让政府宏观调控能够落到实处。这将增强农民对未来的信心,提升其消费意愿,有效撬动农村消费需求。

  记者:4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改善县域消费环境、促进农村消费。这是否意味着,发展县域经济对拉动农村消费、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至关重要?

  张晓山:是的,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环境来说,县域是枢纽,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镇,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县域的发展,除了基础设施的完善之外,更涉及到投资环境、就业环境、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更关系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向农村和县域倾斜。

  县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将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县域经济发展将带来产业发展,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多,既能够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工作,提高农民收入,避免人口远距离迁徙,也有助于农村和县域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小农户融入分工经济并推进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因此,政府应该把更多投资投向更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城镇,强化县城与中心镇的增长极作用,使企业家、经营者有比较好的环境创业发展,使上亿农民工就地就近城镇化,进而激发农村的经济活力。反之,如果县域经济不能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农民就不可能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要强调的是,消费归根结底取决于需求。从消费结构上看,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有显著差异。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特别是较大支出主要集中在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服务等领域,而农村居民更关注基本生活需求方面,比如食品、住房和教育。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不断缩小,农民的消费需求也逐渐变得多样化。东部、中部、西部的农村自然条件、历史文化背景、气候条件不尽相同,必须正视这些差异,找到制约当地农村消费的制度性障碍、软件和硬件的短板,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将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成为现实购买力。

  记者:在促进农村消费的过程中,城市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晓山: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我们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设立衔接过渡期。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那么,有效衔接的实施主体是谁?实施的驱动力又在哪?如果只依靠农民,依靠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显然是不可能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靠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要靠创新性的人才,包括经营人才、管理人才、技术能手等,这就意味着城市的优质资源、城市人才也应该向农村流动,实现资源的良性互动。第一,这些人才在农村稳定留住,能够发展,能够创业,能够致富,土地的闲置和空心村的状况就会相应得到改变,农村消费也能够因此得以提升;

  第二,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城市人才流向农村,将有助于推动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优化农业产业产品结构,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释放农村生产潜能。

  发挥现有资源优势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

  ●发挥供销社在农村的点多面广优势,促进农村快递业发展;通过政府、消费者协会和法律工作者通力合作提升农民消费安全感,不让消费环境拖市场后腿

  记者:有研究指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电商带动了农民增收、改善了农村消费环境、推动了农村消费升级,但发展电商在物流上却仍然存在短板,您认为该如何解决?

  张晓山:长期以来,农村消费品流通体系发展滞后于城市,很多价廉质优的商品难以进入农村地区。而互联网电商给农民带来极大便利,也改变了农村的商品流通模式,成为促进农村消费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但与城市相比,农村消费的短板在于商品无法方便快捷地到达农民的手中,其原因就在于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居住分散,物流成本高,这样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还阻碍了农民对商品的消费需求,直接影响了消费意愿的实现。

  因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逐步完善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和物流建设,打通消费品到达农民手里“最后一公里”,提升农民消费的可及性。我认为,可以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比如发挥供销社在农村的点多面广优势,提升县域物流快递业服务水平,促进农村快递业发展。这样既能打通消费品下乡的“最后一公里”,也能打通农产品进城的“最初一公里”。

  记者:除了销售渠道和物流问题,售后服务也成为农村消费者购买产品时的重要参考因素。一些农村地区俨然成了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

  张晓山:在广大农村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还不够充分。农村居民往往注重商品的低价格,忽视商品的内在品质,受限于教育水平和环境的影响,对商品质量辨识能力较弱,消费维权意识不强,从而为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当前的电商维权体系尚未针对广大农村地区设置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维权办法,无法有效保障农村消费者因为网络消费带来的利益损失,导致农民失去对电商的信任,拖了扩大农村网络消费市场的后腿。

  有鉴于此,我们要优化农村消费环境,提升农民消费的安全感,就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依法打击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规范农村消费市场秩序。健全基层消费维权网络体系,及时调解处理消费纠纷,通过政府、消费者协会和法律工作者通力合作,让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得到帮助。

  记者:您认为,农村消费未来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这对于农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张晓山:在数字化大环境下,农村消费在总量上会持续增长。而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们的城乡差距正在进一步缩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不可避免,因此,在人口流出的乡村地区,消费可能会萎缩,但县域和中心镇的消费则可能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明显的增长和提升,让农村消费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这样的趋势是正常的,符合规律的。农村消费的升级,意味着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正在不断变为现实。尽管农村和城市的消费习惯和结构不可能完全一致,但通过消费,农村的生活方式正在向现代化靠拢,这符合我们国家发展的需求,也将是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结合的最好例证。

  引导合格的农村劳动力成为高素质农民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舟

  城镇化加快推进,使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未来中国,谁来从事农业生产?张晓山认为,要引导合格的农村劳动力成为高素质农民,他们将不仅仅是生产者,更是投资者、经营者、决策者,同时也是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承担者。

  张晓山说,中国农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今农业经营主体的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变动趋势看,在兼业农户和小规模农户大量存在的同时,种田能手、专业农户等正在兴起壮大。因此,怎么让一部分有文化、有知识、年富力强的人愿意种地?有更多的地来种?怎么让这部分人会种地,懂得怎么种地?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张晓山表示,高素质农民的培育,需要创新现有培育体系和机制。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要通过有效的培训体制和机制,提高农业劳动经营者的素质,增强他们运用技术成果和经营管理知识的能力,使培训真正符合他们的需求,使他们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获得与其各类要素投入相对称的合理的报酬,使他们能安心在农业中发展和致富。另一方面,要让更少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能使用更多的农业资源,收入才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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