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应遵循“城兴人、人兴业”新逻辑

http://www.scol.com.cn(2021-3-22 8:57:59)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作者:张舟
作者:张舟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
  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智团——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

  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展潜能。而当前四川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就是对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

  既然“城事”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风口”,进入新发展阶段,城市发展应遵循怎样的逻辑,才能刺激创新活力?为此,川观智库专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邓智团认为,城市发展逻辑已从过去“城兴业、业兴人”变为“城兴人、人兴业”。我们必须顺应这一逻辑,从工业导向转为人本导向,以公共空间建设为切入口,优化城市环境,满足人们不断升级和变化的生活需求,才能构筑一座能够更好促进知识发展、产业兴盛、企业活跃的现代化城市。

  新发展阶段 兴“城”首要兴“人”

  ●不同发展时期的城市,人、业、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优先级。户籍制度松动,表明城市对“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人”成为我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发展优先级最高的因素

  ●“城兴业、业兴人”,实质是通过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兴人、人兴业”,强调通过提升城市品质内涵发展,特别是营造舒适生活和工作环境,吸引人才,以人才促进创新,创新推动产业,产业繁荣城市

  记者:最近几年,国内许多大城市为吸引人口,从“抢人才”到“抢人”,户籍政策在放宽。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邓智团:这关系到城市发展逻辑。城市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和客观规律,有着从粗放到精细、从低端到高端、从外延到内涵的循序渐进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也因时因地而异。

  我将城市的发展,解构为人、业和城的发展。人的发展,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具体来说,就是创新人才、技能人才、产业工人、低端产业从业人员及非劳动就业人口的协同增长;业的发展,就是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表现为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生活性产业等不同产业的全面协调发展;城的发展,则泛指城市化环境的发展,既有城市粗放发展的规模扩张,也有城市内涵发展的品质提升,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不同发展时期的城市,人、业、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优先级。

  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逻辑主要是以新城和新区的建设吸引企业和集聚产业,就业机会吸引产业工人,进而推动人口规模的增长,实现城市发展。这就是“城兴业、业兴人”,实质是通过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进入21世纪以后,城市发展逻辑我认为已转变为“城兴人、人兴业”,强调通过提升城市品质内涵发展,特别是营造舒适生活和工作环境,吸引人才,以人才促进创新,创新推动产业,产业繁荣城市。“人”成为我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发展优先级最高的因素。

  记者:城市发展逻辑上的转变和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吧?

  邓智团:“人”正日益成为城市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一般而言,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量的增加,即人口、土地和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推动城市区域发展;二是质的提升,即以知识和技术改造提升传统要素,以创新要素增加推动城市区域发展。根据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但这个过程将会改变,劳动力将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即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城市要发展,就不能单纯只依靠人口、土地和资本,而是要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吸引和留住人才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城市的核心是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这些提法,其实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价值依归和行动指引。

  记者:如此说来,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将主要发生在“人”这个领域?

  邓智团:截至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0%,但这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约70%,对应城镇人口数量约为10.2亿,比2017年增加约2亿。这2亿人将去向何方,选择在哪个城市落脚、工作和生活,已经成为各大城市关注的焦点。比如,广东省发布的《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提出,到2035年,广东的常住人口将达到1.3亿人,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十五年,广东全省至少还要再增1500万人。

  当然,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环境、政策变动、社会文化等。在政策方面,户籍制度仍然存在壁垒,造成了诸如公共服务无法均等化等阶段性的难题。但是,这个壁垒正在消失。今年2月,江西全面放开全省城镇落户条件,全面取消城市落户限制,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或合法稳定就业为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取消参加社保、居住年限、就业年限等限制,成为全国首个全面放开落户限制的省份。3月,山东提出,“十四五”期间,实施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充分尊重城乡居民自主选择定居的意愿,按照“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原则,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并允许符合条件的人回农村落户,促进人口的双向流动。

  户籍制度的松动表明,各地正在调整政策,以便吸引人口流入,对“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城市间的发展竞争转变为更显性、直接的人才争夺战。那么,城市应该怎样打造自己的优势,吸引人才?我认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优化城市环境,通过完善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大力打造5分钟生活圈和15分钟工作圈的“微型城市”,打造网络化的城市内部节点和活力街区空间,让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下、过得好。

  优化城市环境 以公共空间为抓手

  ●城市的品质和精神决定人选择哪座城市落脚;街区小环境决定人们进入一个城市后,在哪一个区域工作和生活

  ●过去主要通过减免税收、修建大型文体设施、商业综合体等措施来发展城市,这样的做法,城市往往呈现出千城一面的特征。而在“城兴人、人兴业”逻辑之下,城市的发展有了另外一条路径,能过上好生活的城市必定获得更多人青睐

  记者: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功能有哪些?

  邓智团: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于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城市要想吸引人,在“人”的竞争中胜出,我认为有两个着力点。第一是城市的品质和精神,这决定了人选择到哪座城市落脚。第二是街区小环境,这决定人们进入城市后,选择在城市的哪一个区域工作和生活。而公共空间恰是提升城市品质、构建城市精神、宜居宜业的关键。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指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及室内空间,比如街道、体育馆、广场、美术馆、图书馆等公益场所,但城市里一些收费后才可使用的场所,也可以被看作是“半公共空间”,比如咖啡馆、酒吧、茶馆等,甚至一些众创空间也可算作此类。这些公共空间的多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的繁荣程度。比如,曾经有研究机构就提出城市的“星巴克指数”,认为星巴克的门店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商业与消费活跃程度的指标,侧面反映一座城市或一个区域的投资价值。与星巴克类似,成都的茶馆,也是可以满足人们休闲和社交需求的公共空间。

  我认为,除了反映消费和商业的活跃程度以外,公共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公共空间的存在,打通了工作场所和社会空间之间的界限,它不仅提供生活和商业服务,还是人们生活空间的延伸,既能够提升城市空间的品质,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还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互动的频率。完善的社交网络、城市服务,众多的工作机会,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记者:优化城市环境是兴“人”、兴“业”、兴“城”的基础?

  邓智团:过去城市发展的逻辑是“城兴业、业兴人”。要发展城市,吸引企业,过去我们主要通过减免税收、修建大型文体设施、商业综合体等措施来实现。但是,这样的做法已经越来越难让城市保持自己的优势了。这个逻辑之下,城市往往呈现出千城一面的特征,就像是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标准件,更倾向于追求规模的大小,却可能忽视城市的内涵和文化。

  而在“城兴人、人兴业”逻辑之下,城市的发展有了另外一条路径,能过上好生活的城市必定获得更多人青睐。在城市中建造公共设施,方便人们出行,尤其是步行和骑行,有更多方便人们交流和休闲的咖啡馆、餐厅、公园等空间,人们可以不用长距离地出行即可抵达。生活空间的完善会显著提升城市的吸引力,人口也会随之聚集,服务业等相应的产业也会随“人”而来,企业也会因为希望雇佣到优秀的员工而进入城市,于是,一个“环境吸引人才—人才集聚产业—产业繁荣城市”的良性循环就此形成。

  记者:城市会因此重新回归知识集聚与创新的本质吗?

  邓智团:随着城市生态和公共空间的改善,城市中将逐渐形成集聚大量创新创业企业的街区。这些街区拥有大量优质的公共空间、便利的交通、智能化的环境,具有较高的产业和人口聚集度。在这个区域里,人们的生活便利,养老、教育、医疗等资源丰富,投资、法务、咨询、会计等服务业发达,企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联系紧密。

  这样的创新街区,能够降低人们的生活成本和企业的经营成本,形成一个类似“热带雨林”的创新生态环境。对于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来说,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将是激发他们创新创意的重要因素,对于政府来说,在较小的空间实现功能的多元化,将能够促进中心城区的复兴,提升经济的弹性和活力。

  重视空间建设 打造“有温度的城市”

  ●城市更新要调整规划思路,重视空间建设,让“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城市有温度”

  ●要让初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入驻中心城区的创新街区

  记者:通过改善城市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城市的新一轮发展,对于四川来说,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邓智团:是的。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四川特别是成都的城市建设理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成都来说,它是公园城市的首提地,正在着力建设新发展理念的坚定践行地和公园城市的先行示范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旋即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提出要实施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计划,持续提升城市通勤效率,抓好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打造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环境友好城市,建设生态惠民示范城市,提升城市智慧韧性安全水平,建设全龄友好包容型社会。不难看出,这些目标与城市的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提出抓好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既顺应了新的城市发展逻辑,有助于增强城市发展的战略优势,同时也让城市建设回归满足人生活需要的城市发展本质,将成为成都创造就业、刺激增长和振兴中心城区的经济发展机会。

  与之类似的案例,是美国波士顿的城市更新计划。2010年,波士顿市政府在南波士顿滨海地区规划建设一个创新街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地方政府主导打造的创新街区。经过数年发展后,这一地区聚集了大量的科技创新公司,贡献了30%的新就业增长。其中,11%的新公司是教育和非营利组织,21%的新工作集中在创意产业,16%在生命科学或绿色技术领域。此外,如美国剑桥肯戴尔广场、纽约硅巷、英国伦敦硅环和西班牙巴塞罗那22@街区等与内城复兴结合在一起的创新街区,也是较为成功的典型案例。国内的实践也开始广泛兴起,如上海在新近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上海新城规划建设导则中都明确提出推进建设创新街区或创新社区建设。

  记者:为什么成都和波士顿这样的城市,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城市更新这样的发展路径呢?

  邓智团: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创造就业的主力军是中小企业,通过复兴中心城区的方式,让初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入驻中心城区的创新街区。企业成本降低,其收益就将上升,地方政府也将因此获益,这其实是一种双重经济理性行为。从企业的角度看,当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关键因素后,企业逐步认识到创新基本上是社交活动的结果,为了提高部门间合作和日常沟通,企业对于多样性办公空间的需求日益增加,创新街区正好能够满足这一需求。成都的猛追湾、太古里等城市更新项目从理念到实践,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记者:您认为,四川尤其是成都下一步应该怎样推进城市发展?

  邓智团:四川既有像成都这样的新一线城市,也有大量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大中小城市,不能一概而论,但最终,是要实现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城市有温度,我认为当前成都强调的“场景城市”建设是符合城市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的,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细节着手,做大增量,做优存量:

  第一,要改变当前街区规划建设的思路,逐步重视新公共空间的塑造。在功能上,街区应包括居住、办公与服务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住宅、办公楼、生活设施以及绿地、广场等社交型公共空间交织,才能提高街区功能的多样性,缓解交通压力,增强街区活力。

  第二,可以引入社会资本,鼓励私人开发商在创新街区开发建设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例如,推动私人开发商开发小型企业、创业企业可承受的灵活办公空间,并辅以街区政策支持。在推进建筑物内部更新改造过程中,重点考虑增加零售公共空间,推动楼宇大厅与一楼的公共空间自然衔接,并与外围开放空间互通,增加空间使用上的灵活性与包容度。

  第三,要重视发展办公型公共空间,主要包括规划建设共享办公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和公共创新中心等,特别是要努力打造以公共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办公型公共空间。因地制宜地参考借鉴不同运营模式,比如收费的坎布里奇创新中心模式、免费的微软NERD模式,或是购买第三方服务与非营利运营商进行合作的波士顿街区会客厅模式,提升城市对创新型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

  美国剑桥肯戴尔广场:科技正向中心城区聚集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舟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科技创新企业纷纷“回流”,向大都市的中心城区聚集。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肯戴尔广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尽管肯戴尔广场的租金不断上涨,但创新创业公司仍然热衷于将肯戴尔广场选为办公地,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公司也都纷纷扩大了在肯戴尔广场的业务。这些现象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为什么肯戴尔广场被众多高科技公司和创业公司所青睐,成为创新创业活动的新中心?

  邓智团认为,肯戴尔广场拥有一个成功区域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要素:它紧邻麻省理工学院,人才众多,位于黄金地段,有着极佳的公共交通,既有不少现成的建筑物,又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政府对该地区的分区、规划和基础设施也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1980年,美国颁布《拜杜法案》,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转化。”邓智团说,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软件业开始蓬勃发展,肯戴尔广场成为创业公司办公的首选地。20世纪90年代,生物技术公司也快速进入该地区,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发展机会,也因此吸引了顶尖的人才。“更为关键的是,此时肯戴尔广场逐渐开始集聚起了一些注重公共空间的优质房地产开发商,它们和政府、企业一道,将肯戴尔广场变成一个宜居、繁荣的社区和高科技公司高度集中的区域。”

  “肯戴尔广场良好的公共空间,重新塑造并改善了城区环境,这些公共空间适合创业者们沟通、面谈,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邓智团认为,从肯戴尔广场可以发现,作为创新的主体和新时代经济的领跑者,人才和企业正在从郊外回归传统老城区,更愿意选择那些新型的开放办公空间。在不远的距离内,有可负担的生活寓所、多元包容的娱乐场所、高质量的学习场地,肯戴尔广场的创新活力也因此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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