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是如何让这个世界有“意义”的?

http://www.scol.com.cn(2021-2-8 9:18:18)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作者:赵毅衡
作者:赵毅衡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
  符号,是用来携带意义的。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可以将符号定义为“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因此,符号学就是意义学。这个定义简单明晰,让符号学成为整个文科的公分母,文科研究文化,而文化就是“社会相关意义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学的底线问题,就是探究为何人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存。如果说动植物也有意义追求,符号学就不得不研究在何种程度上自然界与我们精神相通。

  成果名称

  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名片

  赵毅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讲符号学、叙事学

  成果价值

  ●符号用来携带意义,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携带。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符号学就是意义学

  ●意义是人的意识与世界的关联方式,人通过感知得到关于世界的意义,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意义之中

  ●文化就是与社会相关的意义活动的总集合,因此,符号学主要用来讨论研究文化问题●符号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方法论,但是它依然需要理解意义世界的本质。需要研究意义与意识,与经验与社会文化等几种关系中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符号学大国,从先秦以来,哲人不断地思考意义问题。总结这些思想财富,就能建立符号哲学的中国学派

  符号学是当代文化批判的方法论基础

  符号学的任务已从分析表意行为,转为解释当代文化的惊人图景,揭示危及人类发展的严重问题,重新审视甚至重新定义各种学科籍赖以立足的基础概念。人不是唯一能使用符号的动物,人是“能作符号学式思考的动物”

  由于符号学理论视野开阔,不尚空谈,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从文本研究推进到文化研究。当代全球文化的巨变,使符号学超越了内容与形式的鸿沟,符号学一方面保持其分析立场,另一方面超越了形式研究,其论说锋芒锐利,成为当代文化批判的方法论基础,符号学的任务已经从分析表意行为,转为解释当代文化的惊人图景,揭示危及人类发展的严重问题,重新审视,甚至重新定义各种学科籍赖以立足的基础概念。

  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中。自在的物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义世界却是人类的意识与事物交会而开拓出来的。反过来,意义活动也造就了意识,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方式。这点极为重要,因为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立足点,是人区别与动物,或与人工智能体的根本点。

  不仅人类,甚至植物和动物,或许还要加上人工智能,都使用符号。动物是可能的意识载体,对他们的意识之研究至今太零碎。近年各种认知实验报告让有关讨论更为具体而紧迫。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人的一些意义能力,可见人的符号意义能力是生物进化先天获得的,不完全是在后天的经验或社会活动中学习所得,因此要十分重视对动物心智研究的进展。

  另一端,是人工智能正在形成的另一种可能的“符号意义意识”。对此课题的前景我们只能乐观但谨慎地等待,为了不让讨论漫无边际,在讨论人的意识与世界的关系(例如本书讨论“符号升级”与“元符号”)时,或许会用笔者对人工智能的有限理解做对比。但是这个领域进展得太快,任何预言都太冒险。现代之前,人的梦魇天敌是动物怪兽,现代化以后,人的噩梦是机器。它们身体能力上可能远超过人类,在意义能力上却只能为人所趋役,一旦它们获得人类的意义能力,世界就换了主人。幸好,至今为止,动物把所有时间用来觅食生殖,机器总得等待人来按按钮。这就是为什么探讨人类特有的“符号意识”的构成极端重要,因为它一边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原因,一边是人类控制“数字化未来”的希望。

  只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对自己在使用符号这一点,有能力心知肚明,有能力作反思。例如在红灯前停下,如果一条狗,或一条电脑狗也会停下,他不会问自己为什么停下。而人就会想“街口没什么车,我为什么不能抢驶过去?”考虑到我的社会责任、纪律意识、习惯的养成或可能有摄像头等,还是不闯红灯为宜。这种人对符号行为的反思,任何动物不会做。我们可以不把符号意义当作自然而然的事,而是进入各种考量。因此,卡西尔那句名言“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在当代符号学的眼光中,就必须修正:人不是唯一能使用符号的动物,人是“能作符号学式思考的动物”。

  哲学符号学既是方法论也是本体论

  中国思想史这条宏大深邃的思想脉络,紧扣着意识面对世界生发意义这根本问题,理该成为中国符号哲学的厚实基础

  意识面对的一切,都可以是意义来源。它们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范畴:第一种经常被称为“事物”,它们不只是物体,而且包括事件,即变化的事物;第二种是再现的、媒介化的符号文本,如这篇文章;第三种是别人的意识,或对象化的自我意识,当然也包括其他生物或人工智能的意识。

  这三种“现象”形成了世界上各种意义对象范畴,但是各种学派对如何处理它们的意义,立场很不一样。一般的讨论,只把上面说的第二种(再现)视为符号,而符号学把这三种对象,都视为符号。因为它们都符合“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这条符号基本定义。在笔者的详细讨论中,可以看到上述这三种“对象”,边界并不清晰:在形式直观中,物与符号难以区分;在经验与社群经验的分析中,文本与他人意识很难区分;在意义世界的复杂构成中,事物、文本、经验、社群综合才构成主体意识存在的条件。因此,哲学符号学既是意义形式的方法论,也是意义发生的本体论。

  意义就是精神与世界的关联,意义产生于意识与对象事物的接触。意义也只能以符号传递交流,因为接收者只能从符号中解读意义。因此认为可以把意义定义为:符号之所以产生的“意识与事物的关联方式”。语言是人类的符号体系中最重要、最完善、最复杂的一个。在很多符号学家(例如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人类其他符号体系的基础,其他符号体系是从中派生的。但是当理据性理论成为符号表意的基础,而且当“符用理据性”越来越占据我们的注意力后,当代符号学离语言学模式渐行渐远。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们应当有一部见解独到的哲学符号学。先秦时中国就萌发了丰富的哲学符号学思想:《易》是全世界第一个解释万物的符号体系,易学符号学被视为中国传统符号学的开端。先秦诸子之学对意义问题做出细腻辨析,儒家则对意义活动的重要性理解深刻。而名家学术群体被视作中国最早的符号学家,名辩符号思想研究也一直是中国传统符号学研究的热点。汉代的阴阳五行、谶纬术数、河图洛书,从《黄帝内经》等传世的经典来看,汉代中国,几乎是一个“符号帝国”。

  魏晋玄学的辨名析理、寄言出意,已经是极为复杂的意义理论。而佛教开始进入中国,找到了符号意义理论的肥沃土壤。从唐朝法相唯识宗的“外境非有,内识非无”,到禅宗的求顿悟于心,佛教的意义哲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贡献重大,隋唐唯识学和唐宋禅宗是中国佛学符号思想的两大宝库。

  如果说先秦学术思想的主题是道德论,两汉学术思想的主题为宇宙论的话,那么相继而来的魏晋玄学注目的则是意义论,宋明心学则是以本体论为旨归。宋明理学是儒家的哲学化,阳明心学更是对意义问题理解透彻,宋明理学的“格物论”,阳明心学的“心物论”是中国符号哲学的一大富矿。格物中包含正心与诚意两个有区别的符号过程,正心是对感知呈现进行区隔筛选的行为,而诚意这是主体能力元语言的运作过程,这是理学心学与符号哲学的结合部。一直到晚清,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论”,把德国哲学看成“第二佛学”。中国思想史这条宏大深邃的思想脉络,紧扣着意识面对世界生发意义这根本问题,理该成为中国符号哲学的厚实基础。

  意义与意识是符号学的核心概念

  坚持称这种探讨为“哲学符号学”而不称为“符号哲学”,是因为这种探讨不可能讨论所有的哲学问题,而只是关于意义和意识关系问题的探索

  那么用什么来讨论符号学的意义哲学呢?这样一门学科应当叫什么呢?它的目标是清晰的,名称却让人煞费踌躇。一名之立,却极为重要,它画出了与前贤思想的承继关系,也明确了这门学科在当代思想中的具体位置。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符号学难道真的只是一种方法论吗?符号学能不能处理“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笔者个人认为符号学的根基奠定在一系列哲学思考上。例如文化标出性,例如主体与自我,例如文化演进的动力与制动等。符号学作为意义形式的哲学,必须回答某些重要的哲学根本问题。

  人类文化本是一个社会符号意义的总集合,因此不奇怪,符号学成为研究人类文化的总方法论。我们应用符号学于某个课题,因为一切文化课题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探索,只是成功程度不一,有的文化问题,用符号学能增加的理解并不多,尤其是那些对系统的专业知识要求很高的课题。哲学符号学的立足点是意义的形式问题。

  无论符号学讨论任何问题,意义与意识,是我们须臾不离的两个核心概念。可以说,哲学符号学,是以符号如何构成“意义世界”为主要论域的符号现象学。坚持称这种探讨为“哲学符号学”而不称为“符号哲学”,是因为这种探讨不可能讨论所有的哲学问题,而只是关于意义和意识关系问题的探索。至少在笔者目前有限的视野来看,符号学远不是能开千把锁的“万能钥匙”,要想解开文化意义的课题之谜,都要求研究者殚精竭虑的努力。论者与研习者不得不时时回顾哲学符号学,提醒自己符号学本质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才不至于沉溺于一得之见,而忘记这个学科的根本追求。

  对话

  意义世界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  

  对话者

  胡易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叙事学教授

  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符号学教授

  ●我们不能满足于符号学作为文科方法论的效用,我们需要探索符号学的哲学底蕴

  ●在数字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意义气泡变得非常巨大,面临数字时代的文化高速发展,对符号学做哲学的透彻理解,更为重要

  胡易容:从《哲学符号学》这本书,看得出符号学作为方法论众所周知的优点,它有许多经典的实用方法。但是《哲学符号学》开篇廓出论域的总体背景——“意义世界”,因此它具有一种总体性的解释视角。如果给此书另起一个不那么学科化的名字,或可称为《符号形式的文化交流哲学》?

  赵毅衡:这个总结一语中的。符号学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操作能力的确很强,使不少人误认为符号学不需要哲学基础。实际上意义问题,起点就非常复杂,与意识的关系,需要一整串基础学科,可以称作“符号现象学”“符号解释学”“符号社会学”等。而且这个哲学基础恐怕不是可有可无,主修符号学的学者,不可能忽视这个基础。这样一本书,不可能靠翻译。西方符号学者,常常把哲学讨论与分析方法合起来谈(例如埃科),或是从欧洲哲学史延伸到当代(例如约翰·迪利),或是从别的传统延伸到符号学(例如梅洛·庞蒂),我们读起来,觉得不成系统。所以有必要单独整理。

  胡易容:尽管“自在物世界”不是全书讨论的主要对象,但它却关乎《哲学符号学》核心论域——“意义世界”的边界。如果仅仅将“感知”作为“自在物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分水岭,是否会过于依赖人的“官能”?意义世界的边界是否包括数学这类形式科学认知范畴?迄今仍然有很多对象(如平行世界、暗物质、反物质、暗能量等)仍存在于数学推演之中。人类意义世界是否要越出“感知”世界,而进入“认知”世界?

  赵毅衡: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或许可以认为:数学“认知”,与想象没有本质的区别,“算出来的”可能性,与“想出来的”可能性,都只是可能性。它们不是认知,更不是感知,它们是待证实的自然界的可能存在方式。“引力波”是爱因斯坦计算的结果,但是一直到最近仪器测到之前,天体物理学界一直认为只是一种可能。当然,最新最强的仪器起了重大作用,但任何仪器依然是人的感觉器官之延伸。

  胡易容:事物有无限观相,但我们仍可区别“此无限”与“他无限”乃是由于不同事物的观相并不相同;而事物的“别名”“殊相”是进入内在规律的入口。殊相常常具有某种“主动显现”的性质。这里的主动,并非指它有某种表达的主观意识,而是指“自在世界”与“获义意向”发生关系时的“待在性”。我们如何看待引导注意力的这种包含强制性力量的“待在性”?

  赵毅衡:意向性的注意力,凸显对象的某个特征。是否意向性完全听从意识的控制?的确不一定。例如花开的鲜艳,海水的湛蓝,不太可能不突入意识的注意力。的确是似乎有意等着“抓住”注意力。皮尔斯的第一性,是“意识到的那种东西的品质(它不是一种虚构)是第一性”。上述“信息”的概念与“第一性”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不是主观的意识的直接产物,而是事物品质的“显现性”。这样看来,事物的品质不是全然被动地等待获义意向照亮,它无处不在甚至常常扑面而来。但是这种凸显,并不是绝对的。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渔家子,海的颜色再美丽,可能也无法吸引他的注意,也就是说,失去产生意义的第一环。

  胡易容:我是否能对《哲学符号学》副标题“意义世界的形成”作如下理解?符号意义在意义的双向的过程中实现,这些过程的全部综合构成了人类的意义世界,人类文化与传播发生于其间。人的意义世界是一个气泡,每一个具体的交流都构成气泡中的“意义单元”。交流永不停歇,演绎为生生不息的意义生命。

  赵毅衡:是的,这个意义气泡就是我们的文化。在数字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意义气泡变得非常巨大,先前时代的人们,小国寡民时代的人们,无法想象。而且我们的意义世界特别“加厚”,接触增多(想象一下前手机时代的符号交流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超接触性”后现代,符号学以及其原理——哲学符号学所讨论的问题,的确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不是在谈奇说玄,意义世界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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