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0-12-21 9:24:31) 四川在线 编辑：盛飞
| ——对话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四川怎样融入新发展格局，是当前应思考把握的重要问题。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看来，融入新发展格局，四川必须在准确把握发展的内外环境和阶段特征的基础上，从科技创新、推进高效循环、加快城镇化三方面增强自身“体质”。 促科技创新，要形成院所企业共同体 ●我们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自身“体质”的问题。只有增强了“体质”，才扛得住“天气变化” ●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形成共同体，撬动社会资本参与进来，加快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 ●成渝地区可以借鉴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的形式，成为原始创新集成的集散地。核心课程可以共享，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记者：四川作为西部省份，融入新发展格局要着力解决哪些问题？ 石磊：首先从全国来看，新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我认为需要集中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让创新驱动发展；二是如何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三是如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国虽然经历了20年的高速城镇化过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0.60%，但从省级层面看，沿海的广东、江苏、浙江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0%以上，而中西部的四川、河南、广西刚刚超过50%，东西部的城镇化率差距仍然较大。 这三个问题，虽然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但主要还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自身“体质”的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增强了“体质”，才扛得住“天气变化”；只有解决了以上领域的内生性问题，才能真正融入新发展格局。 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四川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也提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这一领域我们有哪些“内生性问题”？ 石磊：强化创新核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新发展阶段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这已是共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了2.23%，已基本接近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但当前有两大问题：一是我们创新资金来源还较为单一，以财政性投资为主体，但由于财政性投资政策设计复杂，容易影响科研团队、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也不大适合高速增长领域；二是整体上看，企业创新能力还不足，即便是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其创新成果仍然集中于应用层面，基础技术创新不足，关键技术领域更是少有企业参与和涉足。我们往往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创新，因为这是一件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事情，既不能仅仅依靠大学、科研院所，也不能仅仅依靠企业，而是必须调整体制机制，撬动社会资本参与进来，让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形成共同体，加快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鼓励创新成果应用。 记者：解决资金来源单一和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这两大问题，您说的这个共同体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石磊：一方面，要注重共同体中“企业”的需求，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须更好调动企业积极性。首要考虑两大因素，一是资金，二是风险分担。 在资金方面，创新需要的资金，除财政资金外，企业和资本市场的支持也必不可少。“十四五”时期，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要想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必须意识到企业不仅是研发经费的投入主体，更是执行主体。必须优化研发经费来源结构，改变由纵向为主的研发资金主导的现状，让纵向和横向研发资金相互配合，从而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在风险分担方面，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推动企业主动与院所达成创新“共同体”，有效解决科技创新成果供求匹配的问题。欧盟的5G研发机构METIS，就是由爱立信领衔，合作伙伴还包括阿尔卡特-朗讯、华为、诺基亚、诺基亚西门子等设备厂商、各国电信运营商以及13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如此，企业需要什么，就研发什么，既有的放矢解决企业和市场面临的实际问题，也能够避免资金的空转和浪费。 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可以借鉴硅谷的经验和模式，积极探索与创新者形成合理的分工；另一方面，眼光要有前瞻性，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和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科研机构、企业合作，建立自己的优势。 共同体中的科研力量要凝聚用好。成渝地区的教育资源不弱，但与沿海发达区域相比，留住人才的难度大、代价高。可以借鉴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五所高校组建的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形式，把两地的高校优势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原始创新集成的集散地，专业高端人才的培养平台。具体来说，核心课程可以共享，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瞄准“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补短板，强弱项。 构建“双循环”，要注重内循环“高效率” ●实现高效循环产业互动是重点，必须发挥好企业尤其是头部企业的主导、引领作用 ●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继续“放管服”。放和管，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服务还有提升空间 ●关注需求侧改革。四川应着力把近年来脱贫工作所形成的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记者：“双循环”下的新发展格局，四川该如何融入，需要把握哪些关键？ 石磊：“双循环”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主导中国经济的关键词之一。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最紧要的是让以内循环为主的循环体系真正循环起来，让国内大循环能够以更高效率运行。 要实现高效率循环，产业互动是一个重点，必须发挥好企业尤其是头部企业的主导、引领作用。应当有意识地鼓励和培养一批技术水平高、代表未来发展前景、有实力的企业，让它们能够带动中小企业一起发展，建立更高水平的产业供应链。 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了生产部门产品能否迅速有效到达目标市场，从而更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的效率和成本高低。要想提升效率，可从软硬两个方面入手。硬件上，应鼓励技术在物流领域进行融合应用创新，利用技术减少货物在流通过程中的耽搁，降低库存占款和不合理库存，控制企业的生产成本。软件上，要继续改善营商环境，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放管服”。放和管，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服务还有提升的空间。“十四五”期间应予以关注的重点领域，是政府要在公共政策咨询服务领域充分作为，让企业掌握更充分的信息，建立起充足的信心，更加理性地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 记者：四川应该怎么做，才能在内需体系里发挥更大作用？ 石磊：“十四五”期间，四川必须着力把近年来脱贫工作所形成的产业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以及城乡一体化、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经济质量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意味着支付能力和水平提升了，消费需求才会扩大，才能真正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改善我们的内循环体系。 同时，还要关注需求侧改革，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商业信誉，提升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让人们有钱消费、敢消费，能够均衡消费、持续消费。除了关注收入之外，还需要在公共卫生、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基本医保、环境保护、食药安全、基本就业等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下功夫。 推动城镇化，要抢抓“双城经济圈”战略机遇 ●“十四五”期间，四川应着重关注并解决县域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可持续性问题 ●观念的统一需要从实处着手，川渝两地可以共同规划好事关西南地区中长期发展的几个走廊建设 ●两地还要在共同培育壮大一批素质比较好、创新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比较强的市场主体上下大力气 记者：四川融入新发展格局，不能不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个国家战略。 石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个国家战略，是四川省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 四川尤其是成都近年来的发展可圈可点，但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城乡差距不断增大，不同城市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区域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方法和路径。 我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非常好的契机。成渝地区包含了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众多县乡，跨度很大。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就是要让成都和重庆两个大城市去带动“圈内”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县域，进而让广大乡村地区获得快速、整体性的发展，并由此形成内生增长机制。 在“十四五”期间，四川应着重关注并解决县域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可持续性问题。四川不同区域间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差异大，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宜居住，现在是采取异地扶贫搬迁的方式，把人迁出来，但同时也强调注意提供公共服务，集中供水供电。因为可持续的公共服务，决定了人们生活质量是否能够持续改善。四川必须以“十四五”规划为引导，把公共政策落实到位，把有限的资金支持用起来。 记者：站在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角度看，您认为两地该如何合作，实现大城市带动小城市的目标和愿景？ 石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跨两个省级行政区，除了成都和重庆中心城区之外，还有不少中小型城市。它们在过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特点，面临的发展问题不一而足。要么是传统产业优势尚待进一步升级改造，要么是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需要进一步扶持壮大，还有一些地方，新的管理模式正在形成，却还不够成熟。 要想实现“强带弱”“大帮小”，就要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能减少规模不经济和重复建设。结合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践来看，两地首先要在观念上有所突破。这是老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过去，长三角各地往往也是从自身最大限度的发展角度出发做规划，后来，通过建立定期和不定期的协商机制，长三角的各省市逐渐形成了共识。成渝地区应该借鉴这种做法，站在双城经济圈这个国家区域发展的大战略上，去重新检视自己的观念，把不适应发展的观念抓出来，一一对应，把问题逐个解决。 此外，两地要确定哪些议题需要通过协商机制予以解决，因为观念的统一需要从实处着手。我建议，川渝两地可以共同规划好事关西南地区中长期发展的几个走廊建设，如科技创新走廊、对外开放的走廊。同时，要加强交通物流的建设，资源统一规划，共同分享，共同维护，共同开发。两地还要在共同培育壮大一批素质比较好、创新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比较强的市场主体上下大力气，这既能推动双城经济圈的建设，也是让内循环高效率稳定运行的微观基础。 记者：在实现“强带弱”“大帮小”的过程中，四川还应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 石磊：第一，是土地和资本的矛盾。城市要发展却没有投资，农村要发展土地又闲置。因此，四川要想办法盘活有限的土地资源，尤其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让社会资本加入进来，才能加速城市和农村的发展。 第二，是产业布局与区域发展的矛盾。新兴产业，尤其是高度智能化信息化的产业，不一定要聚集在城市的核心，布局在城市的周边，不会对运行效率产生很大影响。这里面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越是智能化技术水平高的产业和企业，越是不在乎当地是否具备制造业的基础，城市发展是不是成熟。阿里巴巴的总部并不在杭州的中心城区，而是坐落在杭州的郊区余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规划必须让产业既有集中，又有分散，形成合理布局，实现土地资源高效使用，才能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发展和改革是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 “要借助深化改革来解决发展所遭遇的难题。”在谈及“十四五”和新发展格局等话题时，石磊表示，过去四十多年，我们在经济社会领域已经解决了许多问题，但依旧有许多结构性问题尚待解决，“发展和改革，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重点关注的结构性问题，主要集中于收入分配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城乡一体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石磊分析认为，要实现收入分配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首先，要完善税收体系；其次要改善教育，改善农村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立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机制；第三，要改善要素流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中形成很好的向上流动机制，缩小收入差距，缩小地区之间综合发展水平的差距，缓解已经出现的城乡二元化问题。 石磊提醒，四川还须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加以关注。“以旅游为例，对于四川的一些偏远欠发达地区，公共政策的投入要着重于将当地的自然优势变成产业。要改变给钱给项目的简单做法，在现有的良好基础上进行创新，让产业和当地资源形成互动，实现升级，进而让当地孕育出内生动力，不再靠外部‘输血’。” 石磊认为，“这些结构性问题解决了，才会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