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助力红原经济发展，浙江省温州市、四川省绵阳市和红原县充分整合利用东西部扶贫协作、省内帮扶的各方优势，决定在三台县探索共建“红原·三台·温州飞地产业园区”，项目主要建设办公用房、综合性用房及标准厂房。其中一期投资5亿元，建设周期为17个月，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7.5亿元以上，年税收1600万元以上；二期投资7.5亿元，建设周期为24个月，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1亿元以上，年税收2400万元以上。（7月16日《四川日报》） 　　近几年，很多地方都发展“飞地经济”。所谓的“飞地经济”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常见的是“飞出地”把资金和项目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方的工业基地，兴办各种园区等。 　　“飞地经济”确实可以使“飞出地”的一些富余的产业转移到“飞入地”，促进两地通过融合共同加快发展。在过去十多年的“飞地经济”探索中，全国多地合作建立了众多的“飞地园区”。这些“飞地园区”大小不一，模式多样，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按照通常的管理模式，经济发达地区在相对欠发达地区拿了一块地办了园区后，园区管理委员会由双方共同派驻人员进行管理。但由于受地理区位、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制约，以及飞出地与飞入地在改革意识、开放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要真正实现地区间政府间的合作、产业转移、互利共赢等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利益如何合理分配，出现矛盾和问题时如何处理，谁来处理？一旦出现问题，谁来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等等。 　　发展“飞地经济”的重点是处理好双方的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问题。从利益分配来看，“飞出地”的利益需求是寻求过剩资本与产能的转移，而飞入地的利益需求在于产值、就业与税收。但是，受现行行政管理机构以及管理条例、管理方法等制约，“飞出地”与“飞入”地在“飞地经济”共治模式下，分工往往不够清晰。从风险分担来看，飞入地作为“飞地经济”的载体，直接承担着土地开发、环境承载等一系列成本，如果“飞地经济”发展得不好，甚至失败了，那么损失就要由飞入地承担，而飞出地的损失相对较轻。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机制的不对称，是阻碍双方平等合作的重要因素。 　　发展“飞地经济”核心的问题是管理模式的改变。这几年，许多地方在发展“飞地经济”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创新飞地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模式。例如：“深汕合作区”这块深圳的“飞地”，刚开始运作时，由于管辖权等问题，发展缓慢。深圳、汕尾两市在合作中，通过不断改进和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合作区将不再由两市共管，而是把管理权全部交给深圳方面，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使一些先进的理念在合作区落地，保证了服务和政策的连续性，使企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合作区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更为重要的是，“深汕合作区”不再仅仅局限于产业布局和发展，而是将其建设成为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海新城，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都由“飞出地”深圳来主导，这种飞地治理新模式，开辟了国内的先河。 　　四川红原“首个飞地产业园”既要建更要共管，使这一“飞地产业园”能够得到长远的发展，除了创新管理模式外，最关键的是要平衡合作双方的利益分配，毕竟一方虽然出了钱出了力投入了项目，但另一方也出了土地。其次，在管理权协商确定后，管理方也不能由着性子来，必须依法依规行事，特别在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应严格把关，不能上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避免引发民怨。 （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