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个别地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简单粗暴等问题，2月18日，公安部再次对公安民警依法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坚持依法履行职责，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禁过度执法、粗暴执法。”（2月19日中国新闻网） 　　依法执法，既是法之底线，亦是权之红线。疫情防控与依法执法之间的关系，用顶层设计的话说，就是“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道理其实很简单：执法得当，就能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决战决胜疫情防控攻坚战；若是执法失当，不仅动摇法治信仰，更是让同心向前的疫情防控失序失范。 　　最近的一些基层执法现象，在媒体和坊间引发很大争议：孝感一户人家在自家打麻将，麻将桌被志愿者和防疫人员打砸；安陆一家四口在家中打扑克，被公开训诫；洪湖一家药店因把进价0.6元(人民币)的口罩卖到1元，被罚4万元……从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传出的这些消息，也引起了国内司法界和监管层面的警惕。有些细节的追问，答案几乎板上钉钉：比如志愿者和防疫工作者有什么权力冲进私宅打砸私产？又比如在“一罩难求”、甚至地方部门都卖出2块钱左右一枚的现实语境下，严惩1块钱的口罩，如何完成“哄抬物价”的逻辑自洽？ 　　越是严格执法，越要慎重执法。法律毕竟是社会的底线，任何时候，从严从快的前提，都应该是遵循法理谦抑的基本逻辑。就算是特殊时期，有些常识还是不能僭越的。比如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公民个人权利就算要受到限制，也必须要同时满足几个基本条件：从目的上看，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部分让渡，必须是为了更重大的公共利益；从程序上说，行政强制当遵循行政强制适当原则，要有合法性、合理性，设定与实施符合比例。这些充要条件，缺一不可。回头看看上述事例，之所以民意反弹强烈，恐怕恰恰在于悖逆了这些基本要义。所谓“一切法理皆情理”，民众的同理同情心，虽然不够专业而严谨，却基本多能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司法底线保有取向一致的共鸣。 　　疫情防控，也是“法治大考”。一方面，它具体而微地考量着最广大基层执法者的素养和初心；另一方面，也考验着重大公共事件当前执法监督的能力和水平。说得再直白一些，过度执法、粗暴执法其实也是种“添乱病毒”——它不仅消弭着公众对司法和公权的信赖，也会让“权力滥觞”成为一种暴戾的狂欢。连日来，看看那些突然“变脸”的小区保安、想想那些平地嚣张的袖箍大爷，他们固然不是什么恶人坏蛋，却为什么“给点权力就灿烂”起来了呢？人性的反思之外，恐怕还是要归于法治的考量。古人云，“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基层法治生态，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执法者的以身示范。 　　一句话，制度可以硬核，执法不能野蛮。过度执法、粗暴执法，于疫情防控阻击战来看，是不折不扣的添乱。或因如此，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明确提出，须“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如今，公安部重申“坚持”与“严禁”，既是苦口婆心、更是警钟长鸣，基层防疫执法中的诸般乱象，是该收手并问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