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太原市教育局发布消息，为了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改善儿童青少年近视低龄化、重度化问题，市教育局制定了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八条措施，包括作业布置，减负控总、信息设备，一禁一限、视力保健，规范到位、教室环境，亮灯调椅、视力监管，人档不离、一课两操，开足开好、家校联动，协同共防、学校考试，减量提质。通过这些措施，力争到2023年，全市儿童青少年视力状况明显好转，总体近视率在2019年的基础上每年至少降低0.5个百分点，近视高发县（市、区）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太原晚报》12月30日） 　　从学校到家长，从硬件到软件，近视防控的举措不可谓不细、不全。倘若能严格落实到位，近视率降低的目标必能完成。 　　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何青少年近视防控说了多年，效果一直不理想，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者说，现实层面有巨大阻力，以至于让一个所有人都赞同的好政策，执行起来总是打折。当务之急，显然是找准病根儿，对症施治。 　　表面看，原因很简单——用眼过度。所以要减负，少留作业、少考试、少用电子产品，同时要加强保健、改善光线质量。问题是，知易行难，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家长而言，以减少学习负担为代价确保不近视，说起来都没意见，做起来却并不诚实。所以，如果有一种药可以确保过度用眼却不近视，家长们一定愿花大价钱去买；但要以减少学习时间来换取不近视，很多家长根本做不到。 　　电子产品使用过度当然损害视力，但平心而论，多数中小学生有时间沉迷电子产品吗？没人怀疑眼保健操和亮灯调椅的作用，但恐怕谁也清楚，如果外在环境没变化，这些辅助手段几乎无用。 　　只要高烈度的竞争以及背后的恐慌存在，此题必然难解。事实上，青少年近视问题不仅是一个卫生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无用的。因此，根本问题是如何真正将孩子们的用眼负担减下来。 　　近日，《半月谈》发表了一篇题为《真“减负”，就应恢复学生在校时长！》的文章，可谓说到了点子上：通过缩短学生在校时间来减负，其带来的效果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当家长普遍陷入“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在补习”的囚徒困境恐惧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可想而知。其结果，只能是“越减负，家长越疯狂，孩子负担越重”。可见，治本之策就是摒弃“早放学”式的减负，转为“延长在校时长”这种正确的减负方式。 　　诚然，这需要教育部进行顶层设计，如此才能全国一致地严格执行。不过，即使是现在，也非无计可施，完全可以利用好有限的在校时间，来保证学生的户外运动时长。通过确保一课两操——体育课、眼保健操、课间广播体操的落实，让专家们一致认为的“户外最低时间限度”得到保证。同时，还可以通过跟踪建档及时掌握和反馈学生的视力情况，并将相关指标纳入问责体系，根本上将这种压力传导给学校和家长，才能起到效果。 　　当下以增加校内户外运动时间为重要抓手，长期以科学减负为目标，让更多时间可以分配到提升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上，近视防控的目标才有望达成。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严查文化课占用体育课现象、严厉问责近视防控任务不达标的责任人，自当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