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卷本的《刘诗白选集》（以下简称《选集》）前10卷均为经济学理论，第12卷和第13卷分别是未刊论文和会议发言稿、书法作品。第11卷《自然哲学笔记》，是刘诗白教授跨学科阅读写作的笔记和从笔记中整理而成的学习心得，算是一本有关自然哲学的作品。对这样一部跨越70余年，近500万字的鸿篇巨制写一个详尽的书评，是有难度的，也难免挂一漏万。 　　古人评书，先论其人。良有以也。刘诗白出身在一个教育世家，父亲是一位崇尚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热爱哲学、文史研究，博览群书，从中国的诸子百家，到西方的启蒙学者，甚至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均有涉猎。他母亲工于诗词歌赋，且造诣不俗，出版有《玉露词》，与有名的女词人沈祖芬是好友。书香门第浓郁的文化熏陶，使刘诗白从小就热爱文学和社会科学。刘诗白的学生时代，正值旧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内遭新旧军阀和专制政府残酷统治，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的时期。1937年，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刘诗白一家从上海逃亡到重庆。一路上，刘诗白耳闻目睹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生出救国兴邦的最初愿望。在重庆读中学时，大后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统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传播，对他的影响极大。当时的重庆虽地处抗战后方，却并非世外桃源。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狂轰滥炸，山城弹痕累累。尽管如此，刘诗白仍然坚持自学，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国内进步学者艾思奇、钱俊瑞等写的许多启蒙读物。《资本论》是刘诗白步入经济学殿堂的向导。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纵观这部《选集》，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涉猎范围广。但是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所有的文字无不是植根于实践、聚焦于问题，充分体现了刘诗白理论思考的实践性品格。刘诗白的理论研究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全方位探讨经济体制改革。刘诗白对改革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而是着眼于全局，多方位地展开研究。第二，立足实践，立足国情。刘诗白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如市场机制运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完善宏观调控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刘诗白一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信只有根植于实践才有理论的活力，才有理论的创新，才有理论的发展。正因为他坚守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前沿，所以他的许多理论观点有很强的洞察力和说服力，而刘诗白教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优良学风和研究品性更值得我们学习。 　　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时代问题,任何重大的时代问题都蕴含重大的理论问题。只有牢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品格,真正把“问题”作为“时代的格言”,才能自觉地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让现实变得厚重深沉、让理论思考变得熠熠生辉。这部500万言的浩繁巨著的每一个章节，每一个细节，无不体现这样一个逻辑。 　　举一个例子，1981年，在成都召开的首次全国所有制理论讨论会上，刘诗白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多层次性的“三性”观点，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上述“三性”观点是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社会主义“纯公有制论”“单一公有制”，以及“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观点而提出的。刘诗白认为，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将长期并存，其具体形式除全民和集体外，还有“全民+集体”“全民+集体+个体”“集体+集体”等多种联合所有制形式。公有制是多层次性的，如全民所有制在经营形式上，将会出现国有国营、国有企业经营、国有集体租赁、国有个体租赁等；在资金结构与分配结构上，将出现吸收部分职工资金和实行按股分红，还可以吸收集体资金、社会个人资金以及向其他企业投资等按股分红形式。 　　刘诗白的上述认识并非仅仅来源于理论推导，更多的是基于对改革实践的思考。始于1979年的四川省国营工业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给刘诗白以有益的启示，即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的微观经济基础，必须在全民所有制组织结构与模式的改革上下功夫。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这种主体性、原创性，集中地体现在“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的新实践”。从这部巨著的涵盖内容来看，大致包括这几个部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关于国有企业生产权制度改革、关于现代财富与科技创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关于自然哲学的思考，这些理论成果、理论创新，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是逻辑推演出来的，而是在对时代性重大问题的哲学反思中凝炼升华出来的。（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