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题为《脱贫攻坚当严防“脱实向虚”——对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的微观察》的文章引发广泛关注，作者利用春节期间返乡探亲的机会，随机走访了5位乡镇和村组干部、16位普通党员群众，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就脱贫攻坚工作了解社情民意。 　　文章中有个案例非常具有代表性。作者指出，不同层级的督导检查，往往标准不同，为了迎接检查，基层干部不得不“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新的汇报材料。说它具有代表性，主要体现在作风不务实方面，具体表现为检查多、资料多、汇报多，为了满足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领导的检查需要，不得不准备多套材料，虽然都是脱贫攻坚，但是各有侧重。问题表现在基层，但是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上面，说到底，精文减会精得不够彻底、减得不够到位，很多工作依然停留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材料应付检查。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到八项规定实施细则，毫无疑问的是，作风转变越来越严，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作风要求越来越高，也正是因为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改善政治生态，我们的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发生历史性变革。但是也必须时刻警惕，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在某些领域依然突出，一些新的“四风”表现也在不断呈现，特别是文风会风，在不断加码加压的基层工作中，有些干部甚至疲于应付，加班加点却只为写出一篇领导满意的讲话稿，或者为了填写当天名目繁多的表表册册。由此可见，持续推动作风不断好转，在文风会风方面，必须给精文减会设定“瘦身标准”。 　　很多干部把精文减会挂在嘴边，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能精简，依然我行我素、按部就班，精文减会沦为口号。就实际而言，如果精文减会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干部在操作的过程中就容易打“擦边球”，所以，要真正做到精文减会，还需要给发文、开会、材料等制定“硬指标”。如此一来，才能给基层干部减轻工作负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为民办实事；再则，可以倒逼有关部门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的实效性。 　　笔者认为，完全有必要给发文设定一个数量指标，比如，在去年的基础上必须减少百分之五，这既需要对一个部门或地区的年度发文总数有个准确的预期，也需要分阶段对发文数量进行统计把控，这样才能避免超量发文。会议也是工作的一种形式，但是会议过多则会暴露出安排部署欠科学，对会议数量的控制，则需要将会议纳入预审范围，如果能够由一个单位或一个办公室来总体把控，那么不仅可以整合多个会议，而且有助于提高会议质量。笔者认为，会议数量不能超过日常工作的三分之一，如果超越这个界限，基层有权利向上级申诉。不管是什么检查，各种材料准备都不能毫无边际地堆砌成山，如果能够在系统上从上到下规定材料的数量，则会给基层减轻不少工作量，基层迎检材料多、乱、杂，也说明上级工作标准不统一、工作要求不明确、工作机制不规范。 　　现实中，有的单位为了避免发文超标，改用便签式的红头文件，如此做法，便签文件既不会纳入检查范围，同时也能推动各项工作，虽然是没有文号的便签红头文件，但是给基层干部的印象依然是文比山高。所以，笔者认为，对精简文件的检查考核，不能止于正式的红头文件，应该对该单位下发的所有文件进行检查考核。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畅通精文减会投诉举报渠道，给任性发文踩踩急刹车。 　　文件、会议、材料是不是精简了，不应该以单位自说自话为标准，在注重日常监督检查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倾听基层干部的反馈。精文减会的目的之一，是给基层干部减轻不必要的负担，如果没有得到基层干部的肯定，那么再漂亮的精文减会数据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