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为还债，竟串通中介伪造父母死亡证明，把老两口的住房抵押了。”3月19日，新京报报道，北京一男子从贷款中介处购买伪造的父母死亡证明、假户口本、假身份证等资料，并开具继承证明，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又把房屋抵押贷款。此事被曝光后，部分贷款中介忙着销毁造假证据，放高利贷者则改了微信名，删了朋友圈，出去“放假”避风头。（3月27日新京报） 　　眼前的一起“辱母杀人案”，将民间借贷的诸般残蛮牵到舆论的台前。 　　有职业催债人说盗亦有道，有借贷公司说规则阙如……巧合的是，媒体记者历时半个月，卧底京城多家民间贷款中介，揭开了造假成风的民间借贷乱象：通过假合同、假证明、假判决，帮助客户获取房屋抵押贷款；有些借贷的年化利息超过100%；倒卖个人信息，电话推销贷款……至于有年轻人“在民间借贷平台自己晚还款一小时45分钟，会被迫卖掉房子，丢掉工作”等例子，更是轻量级的司空见惯。 　　有人年薪百万，就有人家破人亡；有人盆满钵满，就有人四处流浪。 　　中小企业融资之难，与信用缺失下公民借贷之艰，几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还是数据最有发言权，仅以资本活跃的浙江桐庐为例：2016年，桐庐县人民法院共收民商事案件6367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14件，民间借贷纠纷约占民商事案件总数的41.06%。在法院窗口，问及最多的问题就是“XX欠我钞票不还，该怎么办？”民间借贷何以问题重重？表面看，当然是畸高的利率闹的。仅以“辱母杀人案”来看：苏银霞分别于2014年7月、2015年11月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换言之，这两笔借款的年化收益率高达120%，远超法律划定的民间借贷“红线”。 　　利率畸高，带来几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一是放贷的自然对肥肉咬住不放，二是借贷的很容易有“还不起”、“还不上”的风险。这样一来，面对法律难支持的收益，黑化的催债生意，就成为寄生在民间借贷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 　　在这个问题上，套用“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的逻辑来诘责借贷方，显然太过冷血。穷途末路的时候，被逼无奈的时候，高利贷的煽风点火，并非人人能抗拒得了的诱惑。明知饮鸩止渴，好过束手无策。因此，小偷猖獗，不能怪失主财产外露。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借贷血色妖娆，固然与暴利者作奸犯科直接相关，亦与地方监管视而不见紧密相连。 　　相较于看得见的网络裸贷，看不见的民间借贷更为暗流汹涌。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加快制定《放贷人条例》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眼下而言，改变信贷市场结构失衡、建立民间信贷规则、强化资本领域监管，血色妖娆的民间借贷，才不至于继续成为“噬命”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