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天津、浙江、江苏等10多个省份的公办高校学费相继调整，时隔两年，又迎来了新一轮高校学费调价。近日采访获悉，江西与广东已确定在今年执行新学费标准，7月8日，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率先发布新的学费调整方案。同时，内蒙古和海南已召开听证会并通过了高校学费调整方案，但目前未敲定执行时间。 　　（7月10日《新京报》） 　　“涨”不可怕，关键是“涨”得是否有理有据？能否做到让所有的贫寒学子不因学费而弃学？此前，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曾对此专门做了说明——“学费调整省份不足1/3，收费水平在城乡居民可承受范围内”“十分重视做好学生资助工作”，云云。其实，关于相对涨幅和绝对涨幅的说明，关于收费与家庭户均收入比的论证，关于国家教育资助体系的叙说，这些与公众所焦虑的“学费大幅上涨”是否构建出逻辑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涨幅的多少与涨幅的合理根本不存在印证关系，户均收入与学费的比重，也不能说明涨幅的合理性，而资助体系的完善同样不能成为提高学费涨幅的缘由。“权威解读”唯一所说明的，只是高校学费有所调整的现状和背景，而公众所焦虑的则是高校学费上涨的真实依据和数据核定。如前述所言，虑及物价水平和学校办学成本大幅上涨，学费上涨并非存在原罪，但在“涨”价有理有据有节方面，至少没有明显的联系。 　　在学费该不该涨、怎么涨的问题上，即便是基于纯粹的成本均摊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是多少？虽然早在2006年，有关部门就曾提出过要核算高等教育生均成本，但至今却未见权威的论定。在伴随一些学校财务不够透明的背景下，这样的曲折是可以想见的。在一些听证会上，虽然也有一些高校抛出所谓的生均成本，但这种隐含三公经费、高校负债的数据是经不起推敲的。正如有论者所说，如果高校一边行政费用较高，一边喊缺钱，并以缺钱为名涨学费，这很难让公众相信收来的学费，用到了人才培养中。 　　而从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来看，在学费上涨的问题上，首先应有“穷人教育学”的担当和认知，要考虑多种利益的平衡。比如在住宿费的问题上，显然不能捆绑涨价，而是应该考虑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正如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言，“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其次，应该有对自身社会贡献以及对学生个体成才影响的自我评估。如果不能在人才培养上赢得“掌声一片”，而只决绝地抛出一片“涨声”，得来不少诟病，也就不奇怪了。 　　公众对高校收费的焦虑，与其说是对涨幅的不安，不如说是对财务不够透明等的不满。而这种焦虑的纾解，显然不是一次收费制度上的改进所能实现。换言之，高校教育收费要赢得掌声，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校收费机制上的革新，更期待在差序格局的公共治理下，高校能在存在逻辑和价值上有所革新，能够抛却物质主义的渊薮，特别是在公共价值上有出彩的自我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