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鱼”事件曝光后，桂林市相关部门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目前，联合调查组正调查“推荐就餐的出租车司机与餐厅是否存在利益关系”“餐厅是否明码标价”等问题。(2016-04-24《城市快报》) 　　与此前类似事件的演绎如出一辙，桂林天价鱼又在重蹈老套路，把调查的焦点着力在“推荐就餐的出租车司机与餐厅是否存在利益关系”、“餐厅是否明码标价”上，却不能对“鱼天价”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很明显有顾左右而言他之嫌。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不仅是在为无良商家壮胆，也暴露监管部门的束手无策。 　　其实，从“38元一只青岛大虾”，到哈尔滨的“398元一斤鳇鱼”，及至如今桂林的“天价娃娃鱼”，相关当地部门在最初调查的时候，都只在意店方是否明码标价这个形式。可笑的是，鳇鱼被确认明码标价无误后，当地居然将商家店里的秤送去检查，看是否动了手脚，其实无非就是想寻找处罚的借口。桂林方面现在也是一副无从下手的尴尬相，避实就虚，不仅依然在查“餐厅是否明码标价”，甚至还查起了出租车司机与餐厅是否存在利益关系。司机推荐就餐，在许多地方是倡导和鼓励的，出事了凭什么就一定要怀疑其可能与餐厅存在利益关系呢？再说，餐厅即使明码标价了，难道就可以无法无天，漫天要价？ 　　值得注意的是，历次“天价”商品中，经营者都声称拥有“自主定价权”。桂林这次事件中叫价1500元/斤的娃娃鱼，在当地菜市场单斤价格仅在150到200元之间，售价为市场价的10倍，这样的“ 明码标价”明显属于牟取暴利。我国专门的反暴利法规《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下简称《规定》），规定了制止牟取暴利的具体措施。该法规规定，生产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应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八字原则，“执行国家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规定收费标准是：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水平、差价率以及利润率都“不得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服务的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平均利润率的合理幅度。”其测定要“以其社会平均成本为基础。” 　　然而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合理幅度”让桂林市物价局局长刘红光为难了。在他看来，“《规定》中‘市场平均价格的合理幅度’没有相关实施细则，用牟取暴利定性难以操作。”这话说得让人除了叹息，还真哑口无言。有法可依却不依，也难怪为什么 “天价”层出不穷，原来在执法者眼中，根本就没有相应规章制度约束“高标价”、“乱标价”行为。 　　想当初“天价鳇鱼”事件中，有报道批评说，当地政府部门将明码标价与市场秩序等同起来，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形式主义的公平、公开、公正不是良好的市场秩序，恰好相反，如果职能部门满足于形式主义具有极大的危害性。目前，这种思维方式相当普遍，是对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误解。桂林此次依然围绕 “餐厅是否明码标价”等问题展开调查，分明是游离于核心问题之外的“迂回运动”战，最终的处罚无论何等严厉，其结果都不能阻挡从此再无“天价”事件。 　　“明码标价”是底线，“明码标价”了决不等于就是容许价格欺诈，牟取暴利。所以，当“天价”事件一旦发生，首要的就应当“聚焦”惹眼的物价，用毫不手软的依法打击表明态度，其次才不妨查查是否短斤少两，各种“许可证”是否过期。至于什么才是“合理幅度”，相信政府区别不同事件自然都会有“合理”解释，老百姓能接受的“合理”就一定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