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北省代表团召开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分组讨论时，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建议考虑“安乐死”立法。（3月11日荆楚网）　　 　　首先，笔者赞同全国人大代表李培根的建议，但是，可以肯定这暂时还属于一个良好的愿望，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立法。因为，按照目前的社会状况，还不具备考虑“安乐死”立法的现实基础。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而后者尽管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也是对剥夺生命的主动。这个“生杀大权”本来只有法律拥有，而“下放”到相关医疗机构，毕竟兹事体大。在严格的法律程序下尚且还有“错杀”，那么，在不断提高的医疗水平下，这个“漏洞”可能更大。　　 　　这当然已经在假设所有程序正当的情况下，担心对“无法救治”的误判。如果细化到各种具体的情形，“安乐死”既可能成为病人逃避痛苦，为家人减轻负担的“自我牺牲”，也可能成为病人家属逃避责任，不堪经济负担的借口。更可能在涉及纠纷的医疗急救中，因利益的牵扯而放弃最后的努力。　 　　从道理上讲，“安乐死”可以让无法救治的病人死的没有痛苦，死的有尊严。但在对“无法救治”的判定，在不同的医疗条件和资质下，结论不可能是一致的，其中还不包括可能出现的生命奇迹。而病人对生的希望和死的恐惧也并不不同。这也使得对病人的“意愿”，缺乏客观的认定标准。换句话说，病人如果对“安乐死”有意愿，其中有没有“水分”，只有在其具备充分的继续治疗的条件下，才能认定这种意愿的真实性。　　 　　即使在没有“安乐死”的现实情况下，既存在由于没有经济能力而放弃治疗的现象，也发生过病人丧失意志而自寻短见的悲剧。一旦“安乐死”立法，上述的各种因素，都可能会堂而皇之寻求这项“法律保护”。最令人担心的是，“安乐死”不是让真正“该死”的死的没有痛苦，死的有尊严，而是让那些只是被医院判了“死刑”，又缺乏等待奇迹出现的经济能力的，或者本人还不想死，在法律允许和家属的劝说下，合法地走向了死亡。　　 　　综上所述，“安乐死”这项本身体现人类文明的建议，还缺乏与之密切相关的现实条件。首先，必须具备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下，对生命的认识和纯粹的敬畏，而不是受制于物质条件对病魔的妥协；其次，要建立不亚于司法机关的统一医疗鉴定部门，对“无法救治的病人”作出权威的可靠的认证；再则，必须对实施“安乐死”的范围，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以防变相的自杀或谋害。　　 　　而笔者想再次强调的是，在看病难、看病贵，以及贫富二级分化的社会现实下，因客观原因而不想继续治疗的重病患者也不是极少数，在生活压力下的“久病无孝子”也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安乐死”无疑成为这些人想“脱离苦海”的法律依据。因此，别把“安乐死”想简单了。以钻法律空子满足一己私利的不良现象并不少见，如果有人钻“安乐死”的法律空子，损害的就是无法挽回的生命。（作者系四川在线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