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安徽籍博士曾写信，认为现在农村很多传统民俗在退化，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有待改进。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良方”。他认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对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3月13日《新安晚报》） 　　古有“告老还乡”，没想到竟然有人建议还原“告老还乡”，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叫“退职还乡”，谁有资格“退职还乡”？是那些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这看起来有点可笑，恐怕不具任何现实意义。 　　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村的经济需要发展，农村的文化需要繁荣，这些能靠这些“退职还乡”的人吗？恐怕不行。一方面有多少会愿意“退职还乡”？在城市生活惯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其它方面均在城市，人老了却要回到故乡，而且这故乡也未必能够回得去。回去恐怕不太习惯；另一方面真的愿意“退职还乡”，可能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能为家乡做什么事？如果真的愿意，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做了，现在交通发达、网络发达，想什么事情不能，要等到“退职还乡”之后。最可怕的是，“退职还乡”还要给予种种优惠，比如国土资源部门给出相关政策，将返乡者的住宅纳入美丽乡村建设整体布局，这就有搞特权的嫌疑了。如此，可能会带坏乡风。 　　“告老还乡”是官本位的说法，是古代的一种“炫耀文化”，不值得提倡。而《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当下一个很热的词“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也绝不是等同于“告老还乡”或是“退职还乡”。乡村有乡村的人才，有自己的乡贤，这些在大城市中生活了多年的官员、知识分子恐怕会遭遇“水土”不服。至于“退职还乡”用来缓解大城市过于拥挤、不堪重负等“城市病”，则更有点天方夜谭，实在是一厢情愿。毕竟“退职还乡”的人不多，这些人回去了，城市就能够不拥挤了？ 　　不必给“退职还乡”者更多的优惠和特权，退职之后，爱到哪儿到哪儿，政策就不必瞎操心了。至于发展“乡贤文化”，还是要根植于农村，如何建设好农村，充分利用好农村的本土人才，这才是根本。况且，“退职还乡”何必一定要限制于“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农民工难道就不行吗？如何让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回到农村成为“乡贤”才更有意义，毕竟他们是要回到农村，也是最愿意回到农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