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陕西旬阳县因一项“缠访者进入县志留‘恶名’”举措备受关注。作为“扭转社会风气”的新机制，这项举措最早于该县的县委全体会议上提出。不过，尚无消息证实已经有“缠访者”被记入县志。25日晚，旬阳县委宣传部相关科室负责人回应称，所谓“记入县志”本意不是为了阻止民众正常信访，而是专门针对那些专业的闹事者。 （据7月26日《广州日报》） 　　哪些人是“专业的闹事者”呢？据说会有公开听证程序，看上去似乎有了民意的尊重，但在当下的听证制度设置下，又如何让人相信这不是一种“预设”或是“大多数人的暴力”呢？而且以“老扯”、“麻名儿”、“燃筋头”来界定上访者，又是不是对一个群体的污名化呢？即便不去考虑这些现实障碍，把这些缠访者写入县志又是否合适呢？从县志的存在价值来看，它是用来记载一个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的专书。“给当地工作带来极大被动，抹黑了旬阳的影响和形象，更严重的是破坏了依法治国的法制土壤”的缠访者，到底是属于地方历史还是地方人物呢？他们是否适合写入县志中呢？无论从影响力还是从传扬价值来看，也实在是轮不到这些“缠访者”。 　　此外，从县志编写工作来看，它虽然是属于政府公共职责的设定，但是它的本职工作在于忠实记录地方风土人情，换句话说，它既不能被公共权力所绑架，也不能被其所利用。如果要通过县志让一些典型“记录在案”、以“让后人评说”的方式，引导公众对这些人进行道德谴责，除了事实上的不客观外，本身也是对县志历史叙述的一种行政干涉。 　　于此而言，这种把“缠访者写入县志”的做法，无论从对象的圈定，还是方式的本身，都可能沦为事实上的简单粗暴，而其主导者则是失范而任性的权力。公共治理，终究要回归到法治的范畴内，而不能以法外施加的惩罚来“遏制”。 　　对缠访者的治理，并非无法可依。而类似“写入县志”的偏方频频出现，关键还是在于政绩思维下的简单和直线型，在于把“稳定压倒一切”做过于片面的理解，要知道，合法、有序的信访秩序，不是简单地将“缠访者入志”就可以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