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收受彩礼曾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表现之一，法律明文废止。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彩礼重新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有的农民家庭，动辄需要拿出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彩礼钱，耗尽很多家庭多年的积蓄，甚至需要借债。（7月1日《新文化报》） 　　农村彩礼沉重，城市的彩礼负担也不轻松——从绝对数额上来看，城市的彩礼负担较之农村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相对负担上来看，城市的彩礼相对于普通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来说也常常是难以承受之重。沉重的彩礼，其实是一个普通的现象。 　　彩礼源于风俗，但投射的却是现实的焦虑。这一现实便是养老。彩礼现实很普遍，但彩礼负担的承受者却不是要娶妻的年轻人，而是其父母。彩礼的索取者通常也不是要嫁人的年轻人，而是其父母。女儿嫁作他人妇，成为别人家的一员，自己就人去了一个依靠，索要彩礼并据为己有其实是一种对养老的焦虑。而拿出彩礼的一方，所希望换取的也正是儿子尤其是儿媳尽到对自己养老义务，反映的仍然是一种养老焦虑。 　　在欧美国家，人们成年后的生活，无论是上学读书还是结婚生子，所需的钱都需要由自己解决，而非依靠父母——即便获得父母的帮助，也要“亲父子，明算账”。这样的结果便是，一辈人有一辈人的生活，做父母的尽到将子女抚养成人的义务后，便可以心情享受自己的生活，做子女的也不必因为负担父母的养老问题而放弃自己的生活。但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前提是，社会有较为完善的养老和医疗制度——父母不必靠“养儿防老”。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近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但保障的力度显然还不足以让年迈的父母脱离女子的照顾而生活，而且，保障的前景也并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做父母的仍然要把“养儿防老”作为养老的重要保障。正因为做父母的有这样的隐性诉求，做儿女的才会将这种隐性的诉求转化为现实的“逼迫”，反映在婚姻问题上，便是沉重的彩礼。 　　钱不能决定这个世界的一切，但在很多的关键问题上，钱仍然是让事情变得简单、让问题不再是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这不是一个靠批判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寄希望于移风易俗尽快实现也并不现实。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加强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入手，让做父母的彻底摆脱养老和医疗焦虑，让父母有底气，让儿女无所恃，让彩礼不再沉重。 　　诚能如此，当年轻人的一切都需要自己打拼时，年轻人干事创业的激情也会得到激发，我们的社会也将获得更强的发展动力，整个社会也将获得更好的发展。张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