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年烟草税再度上调。财政部5月8日发布通知，自2015年5月10日起，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税率提高了6个百分点，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另据新华社报道，国家烟草专卖局消息显示，烟草行业的批发价格也将同步上调。（5月9日《新京报》）　　 　　政策水平比较高的人，对这次上调烟草税，从法律程序上提出了质疑，意思是说好的“调税不再任性了”呢？被称作“烟民”的自然不关心这个——就算有相关程序，是烟民能参与的么？不过，上调烟草税确实与烟民有关。国家烟草专卖局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保江表示，只有把烟草税率上调最终传导到消费者身上，其控烟的目的和效果才能显现。　　 　　这一连串信息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上调某种商品的税收是为了降低其销售量？这样的话，税收就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包袱了。但通过“脑筋急转弯”，这个“阻碍作用”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为，这是在阻止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商品的销售，卷烟更贵了，抽的人就少了，控烟的目的也达到了。可能由于这个理由太冠冕堂皇，所以连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官员，也能把转嫁烟草税率成本的理由，借“控烟”说的比卫生部官员还要“卫生”。　　 　　但是，只要上调烟草税能达到控烟效果，说法上的细节就无可厚非了。问题在于，上调烟草税真的能起到控烟作用？就拿原来10元一包的烟来说，调价后大概在10.6元左右。如果烟民对卷烟的生理依赖，能被6毛钱改变，这还能叫做“瘾”么？从已经戒烟和正在戒烟的人群来看，有多少人是看在钱的份上戒烟的？如果要让烟民因价格因素而戒烟或减少抽烟，这点增税幅度根本成不了一道门槛。烟民如果能在一包烟6毛钱的差价面前却步，那些比烟更贵的戒烟替代品就没有市场了。　　 　　当然，不能因增税对控烟可能收效甚微而否定它的“初衷”。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很容易让人想起同样愿望美好的“高薪养廉”。而高薪养廉已经被反腐实践证明不符合国情。说白了，提价控烟和高薪养廉，都是在人的欲求上“做文章”。前者是通过增加消费压力，试图阻止一种不良习惯，而后者是适当提高官员收入，用“喂饱”来减轻贪欲。但二者设下的阻碍和给出的“甜头”，都与相对的欲求相差甚远，结果也可能是殊途同归。　　 　　不难想象，如果高薪养廉真的普遍推行，是不是“养廉”另说，但官员收入大幅度提高是毫无疑问的。同样，撇开上调烟草税能不能达到控烟效果，增加的税收是非常可观的。有人自作聪明，追问这笔收入是不是将被用于戒烟的公共服务，或者治理吸烟造成的环境污染上？对不起，对于此次税率调整，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张德勇表示，调整消费税是控制烟民数量的一种手段；另外，目前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收入出现下滑，上调烟草税是增税的一种手段。　　 　　然而，这种看上去两全其美的说法，其实是存在着矛盾和对立的。试想，假如上调烟草税达到了控烟目的，在卷烟销售量必然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增税？假如上调烟草税达不到控烟效果，无非是让一批有健康之忧的烟民，加重了经济负担。既然“上调烟草税是增税的一种手段”，那么，何不将这种意义放在首位，若能附带出控烟的效果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