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外界称为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于2015年6月1日正式实施，目前已进入24小时倒计时，据悉，北京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在此条例下将再无吸烟室。北京作为首都，此次条例能否起到切实有效作用，备受全国瞩目。其示范效应将对其他各地进一步制定和落实控烟条例，起到关键的参考作用。（5月30日中国新闻网）　　 　　在肯定吸烟有害健康的前提下，对这一有害健康的不良嗜好的制止，只是起步于特点场所的“控烟”而不是全面禁烟，还是手下留情的。而将仅限于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的控烟措施称为“最严”，无形中反而弱化了控烟的决心。如果说这已经算是“最严”，那么，在一般的标准下，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吸烟？　　 　　也难怪不少人对控烟诚意的质疑。每当提起控烟，就有人会说“怎么不先关闭烟草公司和零售烟店？”这倒真不是蛮不讲理。假如真有控烟的诚意和决心，从源头抓起才算得上“最严”，也最有效。然而，既有卷烟大量供应，又只是在特定场所控烟，还是充分考虑到“烟民”和烟草业在卷烟上的“瘾”的。基于这两种一下子无法克服的“瘾”，能在特定的公共场所禁烟，也许属于很大的决心了。 　　笔者觉得这种控烟措施谈不上最严，是因为最严的措施是不留余地的。而在烟草销售店随处可见，而且大多装潢的很有档次，货源充足，大量供应的市面上，哪里能看出一点控烟的社会氛围？而被誉为凸显政府控烟决心的“税价联动”，这点不痛不痒的提价，能让“烟民”望而却步的话，卷烟也就称不上“香烟”了，戒烟也就如少出一块肉那样无所谓了。虽然不知“烟瘾”在生理上的具体作用，但依赖性的毋容置疑的。　　 　　其实，根本不能惊动“烟民”的“税价联动”，其小幅度提价的“手软”，并非照顾到“烟民”的烟瘾，而是烟草业本身无法摆脱对这笔买卖的“瘾”。既然知道提价有助于减少销售，何不大刀阔斧？既然想控烟，何不把烟价一下子提高到一般人买不起的程度？还不是因为怕因此没了生意？这样的“税价联动”，除了保证烟草业即使在销售出现微量下降时收入不减，还能有什么实际意义？不妨问下抽几元钱一盒的“主流烟民”，提价几毛钱后少抽了几包？　　 　　当一项有关全民健康的控烟措施，在保证烟草业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光指望“烟民”脱瘾，烟草业丝毫不受“戒烟之苦”，那么，只要烟草业还能保持原有的丰厚利润，控烟几乎是一句空话。无需去百度“烟瘾”是什么意思，只要看烟草业对此的无法割舍，就不难理解什么叫“依赖性”。按理来说，既然控烟作为政府号召，谁应该先做出表率？谁应该先表现出“忍痛割爱”的决心？而且，烟草业一旦忍痛割爱，烟民就如“无米之炊”了。　　 　　因此，“烟民”和烟草业对卷烟的依赖是客观现实，要解这个“瘾”都存在着实际困难。要等什么时候“烟民”真正意识到吸烟的危害性，有了戒烟的自觉，财政也能摆脱烟草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才可能出现最严的控烟措施。否则，我们只能在文明意识引导下，以局部渐进的方式，先减少吸烟带来的公共危害，最终让“烟民”和烟草业在逐步的调整和适应中一起“脱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