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伴随着落马官员陆续站上被告席，官员涉嫌贪腐的巨额财产也陆续“公开”。截至4月2日，十八大后走上被告席的省部级高官之中共有13人案件已经审理，据统计，共有近2.94亿的金额被收入省部级官员囊中，平均下来，检察院起诉指控的人均涉案金额达2268余万元。(4月6日《北京青年报》） 　　刘铁男贪污受贿24亿、谷俊山200亿？这虽是检察官在授课稿里透露的“惊人”数字，但着实让舆论触目心惊。不过这也说明一个不争的实事，贪官的胃口是越来越大，涉案金额也是节节高涨。从目前落马受审的13名省部级高官案件来看，最高受贿6460万元，最少被控283万元，平均达2000多万元。在一个个贪官不断刷新贪腐记录之后，如何遏制巨贪产生，掐断其利益输送的“营养快线”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客观而言，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贪官涉腐金额“水涨船高”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在过去大型的工程项目较少，即使发生贪腐金额也不大，如今则是大项目大建设层出不穷，动则几千万甚至上亿，如果手握重权的官员稍有邪念，就产生巨大的权钱交易，就会造成巨贪产生。 　　从落马高官贪腐的路径看，多为工程领域的以权谋私，应该说这是官员落马的重灾区。因此要遏制巨贪产生，重点在重大工程领域或重大项目上进行严防死守，进行阳光监督，这才的釜底抽薪之策。从现实情况看，虽然各级部门也建立和完善了“三重一大”制度，但关键没有真正落实到位，结果导致了权力出笼。导致了官商勾结。 　　不仅高官巨贪明显，而且小官巨贪也成为了舆论焦点。“最牛水官”马超群，其家中被搜出1.2亿元现金和74斤黄金。“最牛园长”肖绍祥贪污1400余万元，还有800余万元钱款无法说明具体合法来源。重庆市永川区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原主任、招投标办原主任戴兵先后收受贿款达1060.9万元等等。这说明巨贪的形成不在于官位的高低，而在于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管。无论是否一把手，只要谁握重权，谁就要受到制度管束，不能让权力成为自己的私域，对重点岗位和重要职位进行全方位监督，才能让巨贪失去“养分”和根基。 　　从十八以来落马的100多位“老虎”来看，其贪腐金额都不少，可以说都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巨贪。“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虽然一些贪官在忏悔中发出了抱怨，但组织监督确实成为了一个软肋。抓早抓小，抓常长抓，尤其是纪委监察部门必须从机制体制上进行创新完善，在力度、深度与广度上多维发力，无论是大官巨贪，还是小官巨贪才会得到根本遏制。 　　“巨贪”不仅是贪腐金额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诸多国家利益和民生利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与其让巨贪悄然“炼成”，不如提早用制度掐断其利益链条，这才是反腐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