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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制度性歧视”才是治本之策
http://www.scol.com.cn 四川在线 (2012-1-6 10:11:10) 来源:四川在线-麻辣烫评论
  评论专集:取消“农民工”称谓有必要吗?   

  “农民工”这一早已约定俗成的称谓,或许将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了。近日,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1月4日,新华网)

  “农民工”称谓是其身份的反映,而身份的背后则是户籍制度引发的城乡二元化差距。农民工实际是“具有农民身份的临时工人”,是城乡二元化体制的特殊产物。农民工与正式工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户籍制度所决定的身份的不同:农民工仍旧是“农业户口”,而正式工人则已经脱离了农业户口。从称呼来讲,“农民工”离正式的工人有较大距离,说其带有歧视性毫不为过。对一个主张平等的现代社会来讲,消除带有浓厚歧视色彩的“农民工”称谓,可以说是较大的进步。

  然而,取消“农民工”称谓只不过是个肤浅的表层问题,相比消除“称谓歧视”来讲,更需要破除的是农民工的“身份歧视”“待遇歧视”及其背后的城乡二元化的体制桎梏。毋庸置疑,城乡二元化体制通过各种形式的“剪刀差”,使得农村为城市发展输送了大量宝贵资源,为城市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后,却形成了新的名词“农民工”,而且被指责抢夺“城市人”的工作岗位,殊不知“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是世俗所谓的“低等”行业,“城市人”根本不屑一顾的,谈何夺人饭碗?更有甚者,工作脏乱差,工资也是“脏乱差”,而且还经常被拖欠工资,讨要工资被打伤的情况亦并不罕见,如此情形之下,能够按时足额拿到应得的工资就谢天谢地了,哪敢奢求各种保险和养老金?

  除了物质待遇差,“精神待遇”也不容乐观。在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化结构中,农民工虽然在城市谋生,身份的限制使得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可同时又不愿回到乡村,他们实际上已经同时被城市和农村边缘化,成为夹在城市和农村二元化格局中的“第三元”,由此更增加了他们的社会疏离感和精神苦闷,而社会尤其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更使得这种被疏离感越来越强烈。前不久,有农民工在公交车上让座却被别人嫌脏,可谓社会隔阂的一个鲜明例证。

  户籍制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进步,户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由户籍制度而延伸出来的城乡二元化问题,各种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严重不均衡,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和社会隔离,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世易时移,事异备变。消除户籍歧视、促进城乡社会公共资源均衡分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农民工”称谓是扬汤止沸,消除户籍的“制度性歧视”才是釜底抽薪式的治本之策。根据近日民政部发布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当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有1.64亿人,其中约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则显示,约84.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92.3%不愿再回农村。由此,如何消除农民工身上的“制度歧视”,推进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才是根本之策。

  消除“制度性歧视”,最主要的是改革创新户籍制度,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分布,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背后牵涉的环节纷繁复杂,需要各种制度做相应改革创新以提供支撑。《人民日报》4日刊文指出,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定位和基本利益诉求,加强教育培训,促进其组织化发展;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改革户籍等制度以畅通制度渠道,同时对产业、区域和城镇化模式进行战略性规划,加强产业支撑,畅通产业通道等等。此外,民政部在《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提出了完善社区民主选举制度并保障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权利等措施,对消除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具有较大的推进作用。


作者:凌国华
编辑:林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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