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院院长谈经济⑥|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　四川可试点“绿色行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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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王遥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晓燕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教授　伍骏骞

 

主要观点

●绿色消费本质上就是支持环保产品、环保企业和行业，直接拉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负责任的消费方式，消费者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用积分制模式解决绿色消费行为的量化问题，可试点“绿色行为银行”。“绿色行为银行”是金融导向性的激励机制，其核心是把低碳行为量化为积分兑换奖励，通过省级统一的平台，打通跨区域、跨场景的积分兑换通道

●绿色消费激励机制的健全需要考虑时序差异，要短期刺激与长期转型结合；激励机制的设计要因地制宜，平衡“大城市引领”与“县域下沉”；还要在建立健全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体系上重点着力

川观智库研究员 李媛莉 朱炜琳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我国鼓励绿色消费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重要部署，分别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等。

绿色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模式，通过消费者对环保、节能、低碳产品的偏好和选择，直接拉动绿色经济的发展，犹如绿色经济的“毛细血管”。绿色消费得到支撑和保障，绿色经济才有动能。

近年来，四川绿色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在构建绿色消费长效机制上仍面临诸多挑战。四川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以形成绿色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为此，川观智库对话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晓燕，结合实践进行深度探讨。

一种负责任的消费方式

 

绿色消费直接拉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川观智库：绿色消费到底是什么样的消费模式？

王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中对“绿色消费”进行了明确定义，指出“绿色消费，是指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崇尚勤俭节约，减少损失浪费，选择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通俗而言，绿色消费是一种负责任的消费方式，消费者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李晓燕：在日常生活中，绿色消费是优先选择那些对生态、环境、资源更友好的消费选项。比如，买节能灯泡而不是普通灯泡、用布袋代替塑料袋、选择可重复使用的水杯而非一次性纸杯、优先考虑可回收包装的产品、公共交通出行及减少食物浪费等。

川观智库：绿色消费的经济意义何在？

王遥：消费者的绿色需求能引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绿色化转型。可以说，绿色消费直接拉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李晓燕：绿色消费本质上就是支持环保产品、环保企业和行业。如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新兴产业，闲置物品交易、纺织品和塑料品回收等循环经济，还有共享单车、分时租赁汽车等带动的共享经济等，都是绿色消费激活和培育的庞大市场。预测显示，今年全国闲置物品交易市场规模可能突破3万亿元。

川观智库：支持和鼓励绿色消费，现行的激励机制主要有哪些？四川在推动绿色消费方面做了什么工作？

王遥：我国现有的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例如，对能效标识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实施阶梯式购置补贴；对环保技术研发投入给予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对绿色产品销售企业实施税率优惠；政府采购优先购买绿色产品等。

二是金融支持和创新。许多商业银行、消费金融机构围绕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等消费品制定绿色消费信贷专项产品；保险公司开发了新能源汽车保险、绿色建筑保险等创新产品。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也积极推动个人碳账户建设，实施绿色消费赋分机制，绿色消费积分可用于兑换消费券等。

三是发挥价格机制作用。如推行居民用水用电阶梯价格制度。

四是推广市场化激励措施。如鼓励行业协会、平台企业、制造企业、流通企业等共同发起绿色消费行动计划，推出更丰富的绿色低碳产品和绿色消费场景；鼓励市场主体通过以旧换新、抵押金等方式回收废旧物品等。

这些激励机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渐进性。所谓渐进性，指激励机制的实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完善和调整。

李晓燕：近年来，四川通过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和政策引导等多种方式推动绿色消费。比如，今年四川升级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增加补贴品类。为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等提供低息贷款和保险保障，等等。

整体来看，四川的激励机制以经济激励为主，更多聚焦生产和消费领域，在生活方式上，如光盘行动、绿色出行方面尚未形成系统性激励。

一个金融导向性的经验做法

 

建立绿色消费行为的量化和评估体系

川观智库：在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上，四川为何还未形成系统性激励？

王遥：光盘行动、绿色出行等生活方式的推广，目前国内大多数地方的做法都偏向于宣传引导。但通过宣教方式推广绿色消费，可能会因为缺乏持续的经济激励，容易让公众失去参与的动力。同时，由于绿色消费行为的量化和评估体系尚未建立，绿色生活方式推广缺乏有效的反馈和激励机制。

川观智库：绿色消费行为可以量化和评估吗？

李晓燕：江西省景德镇市实行的光盘行动积分制模式，本质上就是量化绿色消费。用餐后扫描餐盘二维码或上传光盘照片至江西省碳普惠公共服务平台绿宝碳汇APP，可获得绿币，绿币能兑换定制水杯、充电桩优惠券、话费券等。

这一积分制模式已在江西全省层面系统性推广，整合了绿色出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等许多低碳场景，实现“光盘打卡—积分累积—奖励兑换”的闭环。

川观智库：这样的积分制模式看起来解决了量化的问题，四川可从中学到什么？

李晓燕：积分兑换、消费券等依赖持续政策支持，若奖励方式或者兑换方式门槛太高，用户粘性可能下降。目前来看，景德镇的光盘行动积分制是高频次兑换设置，一餐能兑1绿币，20绿币就能换充电桩优惠券，以此维持参与度。

四川可借鉴江西的经验做法，如通过省级公共服务平台或碳普惠平台，建立省级统一的绿色行为积分体系，试点“绿色行为银行”。“绿色行为银行”的核心是把低碳行为量化为积分兑换奖励，通过省级统一的平台，打通跨区域、跨场景的积分兑换通道，比如将绿色出行、光盘行动、闲置利用、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转化为公共服务优先权、商业折扣等。

王遥：“绿色行为银行”是金融导向性的激励机制，绿色消费积分可以作为一种信用管理进行系统开发。包括数字金融平台、试点地方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可在适度的政策倾斜下，率先开发和维护消费者个人的“绿色账户”。

一套因时因地制宜的激励机制

 

绿色消费激励机制的健全要分时序分地域

   

川观智库：那么对健全机制的步骤有何建议？

王遥：绿色消费激励机制的健全需要考虑时序差异，在初期阶段，应侧重宣传教育；中期阶段，则应加大经济激励；后期则应实现市场机制主导。

李晓燕：我认为分时序是要短期刺激与长期转型结合。所谓短期，是未来1—3年，以消费券、以旧换新等直接经济激励为主，快速激活市场。中期，也就是未来3—5年，要推动绿色积分体系全域覆盖，并与碳市场衔接，探索个人碳账户交易机制。5年之后，则要依托环保税、水资源税的绿色税制，以及产业政策，形成市场驱动的长效机制。

川观智库：除了时序步骤，是否还需要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

王遥：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也需要考虑地域差异。对四川来说，可以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以支持和激励绿色消费。另外，通过消费券、积分奖励等定向支持本地特色绿色产品生产销售。

李晓燕：激励机制的设计要因地制宜，平衡“大城市引领”与“县域下沉”。在四川的大城市做创新业态培育，聚焦高端化、数字化消费场景，推动智能家居、共享出行、低碳社区建设，依托“蜀里安逸”等品牌打造绿色消费新地标。例如，自贡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创新人工智能与绿色消费融合的“AI+彩灯”。

大城市在引领消费者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方面也要发挥引领作用。比如，成都可以率先把绿色出行纳入碳普惠体系，制定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的年度梯度增长目标。

以县城为代表的中小城市，侧重基础性绿色消费推广，如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今年在全省新增一批标准化回收站点100个；支持县域商业体系与绿色物流融合，并通过以旧换新政策下沉，降低农村居民参与门槛。

川观智库：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开展碳排放统计核算，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碳标识认证制度，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建立碳标识认证制度对激励绿色消费有何意义？

李晓燕：建立碳标识认证制度与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激励绿色消费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三者通过政策协同、市场导向和国际竞争形成互动影响。对内，通过碳标识认证降低消费门槛、增强政策激励有效性，推动绿色生活方式普及；对外，通过国际互认破除贸易壁垒、提升产业竞争力，助力中国在全球绿色治理中占据主动地位。

川观智库：此外，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还需要在哪些方面重点着力？

王遥：当下来看，可在建立健全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体系上重点着力。当前绿色产品认证存在的“多标并存”现象，增加了信息获取的难度和选择的复杂性，降低了信任度，阻碍了市场发展。因此，有必要对绿色产品认证体系进行规范。一方面，制定统一的、权威的绿色产品认证标准，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另一方面，加强对认证机构和认证产品的监管，严厉打击虚假认证行为。

李晓燕：绿色产品认证“多标并存”既导致消费者信息难辨，也加重企业负担，有的企业需要应对多套认证标准，导致重复检测和认证成本上升。此外，国内绿色产品认证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不够顺畅，导致出口企业面临重复认证成本。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顶层设计统一标准与标识，如建立国家级信息平台，公示认证目录、标准及结果，打击“伪绿色”产品。同时地方政府要加强宣传，提升消费者对统一标识的认知。

   

延伸阅读

碳排放统计核算、碳足迹管理、碳标识认证主要由国家主导顶层设计，但省级层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借入选国家碳达峰试点契机在三方面重点发力

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通知，确定第二批27个国家碳达峰试点，四川成都、乐山和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这是四川的城市和园区首次入选国家碳达峰试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扎实开展国家碳达峰第二批试点有明确要求，并同时要求“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开展碳排放统计核算”“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碳标识认证制度”等。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能源经济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陈建东，省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莉等人指出，尽管上述工作主要由国家主导顶层设计，但四川可以借着入选国家碳达峰试点的契机，在三个方面重点发力。

要有自己的碳管理体系

近年来，在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趋势，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实中，绿色消费受到各个国家环保法规与标准认证的差异限制，产生壁垒。江莉表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和新电池法案，美国碳关税提案《外国污染费法案》，韩国KC认证的相关要求，还有日本JIS　Z0011标准的“碳中和认证”分类等，均与我国产品的“绿色出路”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对口”。例如，采用欧盟最新标准测算钢铁、铝等高排放行业的碳排放数据，中国钢铁出口成本将增加。落到四川，最具出口优势的“新三样”产品直面高额出口成本，以及认证程序的繁琐阻碍。

如何解决？在江莉看来，要有自己的碳管理体系，这是与其他具有气候贸易措施国家进行破壁谈判的基础。这一体系必须科学、公正、权威、有效，实现碳排放统计核算、碳足迹管理、碳标识认证三位一体。然而事实是，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碳管理体系，更没有为其赋予法律权力。“碳排放统计核算为碳足迹管理提供基础数据；碳足迹管理是碳排放统计核算在产品层面的细化应用；碳标识认证基于碳足迹数据，助力消费者识别低碳产品，形成市场绿色消费。”西南财经大学双碳数据开发及能源安全研究团队成员陈星雨介绍，我国已出台《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等标准和认证实施规则，填补了国内产品碳足迹核算通用标准的空白。“在此基础上，还需完善碳汇、碳排放等基础数据库。”陈建东直言，数据是能源体系“精准控碳”的基础。如碳排放数据的直接作用，是为企业配额分配、碳价制定提供依据。

四川重在建立地方数据库

在受访者看来，碳排放统计核算、碳足迹管理、碳标识认证主要由国家主导顶层设计，但省级层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江莉建议，四川应借着入选国家碳达峰试点的契机，在三个方面重点发力，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建立区域性碳足迹数据库和标准，推动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转化。四川依托电子信息、能源化工等优势产业开展基层试点，既可为国家数据库建设提供典型样本，又能通过先行先试积累制度创新经验。构建地方数据库的过程中，需要保证省、市、县数据库联通，建立共享和各层级展开的数据体系，规定溯源方式和勘误责任。二是探索产业园区级碳足迹核算模式，为产业集群低碳化提供解决方案。例如，在动力电池领域建立全生命周期碳核算模型，既能满足欧盟市场准入要求，又能形成可复制的减碳技术方案。三是创新碳标识认证采信机制，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

陈建东表示，就碳足迹管理来说，最大的困难不在技术层面，而是因为其体系庞大，需要有序推进。有序推进碳足迹管理，江莉认为当务之急要在多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需要进一步厘清有关部门的职责。目前，四川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工作主要由省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等14个部门共同参与，广泛涉及到商务、科技、建设、交通等主管部门的工作范畴，以及企业层面的数据汇集事项。有必要建立精简高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逐步细化各部门的具体工作内容。二是目前参与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人才太少，从业人员和认证机构的专业度不够，需要出台相应规定，以进一步提升认证的权威性。三是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对数据造假后的责任划分以及处罚作出规定，防止机构和相关从业人员造假。四是需要将碳足迹管理按流程和规定入法，同时需要考虑绿色经济相关法案与其他法律体系的衔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