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半月谈⑤|王一鸣：充分发挥内需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保持经济回升向好意义十分重大。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今年，“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政府工作十项任务之首，强调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在外部环境加速演变，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所谓“对等关税”、全球贸易和投资面临巨大冲击的情况下，必须更加积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形成消费和投资联动机制，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和稳定性。

2024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在党中央领导和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国家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后，中国经济较快回升，全年实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不稳固，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美国滥施关税短期内不可避免对我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加大经济下行压。

一方面，国内存在需求不足问题。消费有所改善但增势偏弱；AI等高科技领域投资有所回暖，但传统产业领域投资仍不活跃；价格走低反映有效需求仍显不足。另一方面，外需收缩增大内需压力。特朗普政府出台所谓“对等关税”，将直接冲击中美贸易，形成的缺口就要由消费和投资的回升来弥补。

扩大国内需求，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对总需求形成正向拉动作用。为此，今年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赤字规模5.6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合计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11.8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9万亿元。同时持续优化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全口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与经合组织（OECD）经济规模前12位的国家大体接近，但公共服务支出占GDP比重要比这些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为此，需要将部分过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增加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比重，提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增强居民消费信心，进而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

总之，有效应对美国滥施关税和国内供需形势的新变化，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

过去一个时期，在面临外部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时，我们往往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这种模式在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是十分有效的，但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积累的地方债务压力增大，投资的边际效率下降，这种模式带来的问题也逐步显现，突出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同样，过去在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在促进和提振消费方面，手段和政策工具较为有限，实施效果不甚明显。

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供给大于需求的“剩余”部分，往往要通过扩大出口“释放”，以实现供需平衡。随着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到约30%，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如果出口下降与消费走低形成叠加效应，将进一步增大经济下行压力。

扩大国内需求要在提振消费上更加积极有为，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核心是扩大居民消费。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2004年之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大体维持在40%以上，2010年下降到34.6%的低点，此后大体稳定在35%—40%的区间，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2%，不仅大幅低于美国和欧盟水平，也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水平。如果说在高速增长期，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还有其合理性，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消费率偏离国际水平较大，显然是不正常的。解决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国际水平的“结构性偏差”，需要政策发力和改革加力相结合。

政策发力有效提振消费。消费是最终需求，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要在提振消费上更加有为，更多依靠提振消费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带动全社会最低工资和薪酬水平提高。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通过提高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重，提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增加多元化差异化服务供给，放宽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旅游、养老、家政服务等领域准入限制，通过理顺服务价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在更多细分领域开发优质产品和服务，满足多元化差异化服务消费需求。下力气优化消费环境，进一步完善消费领域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维护消费者权益。

改革加力释放消费潜力。加快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称《决定》）中提出的“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要对常住地政府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的支出适当予以补助，鼓励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加快落实《决定》提出的“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的改革举措，调动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的积极性，改变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清理并取消各种限制消费的举措，在汽车、住房等领域进一步减少消费限制措施。

消费和投资是国内需求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通常来讲，消费是慢变量，消费增长取决于当期收入和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消费潜能的释放也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投资是快变量，通过动员可在短期内实现较快增长。2024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3%，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如果出口大幅回落，仅依靠消费来填补净出口形成的缺口，显然是困难的，需要更大程度上发挥投资对冲外需放缓的作用。由此可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投资和消费的联动效应，对弥补外贸出口的下降，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至关重要。

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等已相对完善，制造业的产能规模庞大，扩大投资不能走老路，避免造成资源错配、产能过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从注重生产性投资转向更加注重民生建设，加强学前教育、健康养老、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家政服务等领域补短板投资，促进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当前，在居民消费偏弱和社会投资内生动力不强的情况下，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促进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机制。通过增加有效投资释放“住”“行”消费潜能。加强一、二线城市保障房建设，加强城市路网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提高城市居民人均道路面积，增加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把城市居民潜在的“住”“行”消费和农业转移人口潜在消费需求释放出来。注重消费升级领域投资。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等领域投资，鼓励“人工智能+消费”、超高清视频、人形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开辟更多高成长性消费新赛道，释放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的潜能。

总之，推动形成投资与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人力资本和扩大消费的良性互动，不仅有利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而且有利于中长期持续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