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步燕
“孩子上小学,打印机先上岗”,如今不少家庭的调侃,戳中一些地方教育减负中存在的问题:纸质作业减量的同时,电子作业却不断增多,让家长沦为“打印员”“辅导员”,减负反倒变成了“增负”。这种变形走样的减负,不仅消解了政策善意,更加重了家校沟通负担,值得深思。
电子作业过多,表面是技术赋能的错位,实则是政策执行的“一刀切”困局。为规范教辅材料,“一科一辅”政策初衷良好,但部分学校机械执行,将本该课堂完成的巩固内容,拆分成电子文档抛给家长。有的作业格式繁杂需要专业排版,经常要求打印几十张纸,偏远家庭要辗转数公里才能找到打印店。成本增加只是表象,更隐蔽的是教育责任的转嫁——教师省去批改环节,家长被迫承担教学职责,可谓“学校减负、家庭增负”。
追根溯源,考试评价的“指挥棒”偏差是主要原因。当基础教学内容难以应对拔高的考题,教师只能通过额外作业弥补差距,电子作业便成了规避政策监管的“隐身衣”。这种“考纲倒逼作业”的逻辑,让减负政策陷入“禁了纸质补电子”的怪圈,最终将压力传导给家庭,催生普遍的教育焦虑。
治理电子作业乱象,不能止于“禁”,更要重在“疏”,构建系统施策的解决方案。首先要校准评价导向,推动考试内容回归课标本质,建立“教考同步”的监测机制,从源头杜绝“超纲考”催生的额外作业。其次要规范教学行为,明确电子作业的使用边界,比如限定时长、简化格式,严禁将打印、批改等责任转嫁给家长,学校要担起教学主导权。
家校协同更要提质增效。学校可建立统一作业平台,提供在线完成、自动批改功能,减少纸质打印需求;家长需要理性参与,拒绝过度代劳,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教育部门更要畅通监督渠道,对变相增负行为精准问责,让减负政策落到实处。
减负不是“减责任”,更不是“搞变通”。真正的教育减负,应是减去形式主义的冗余,留住核心教学的本质;是卸下家长不必要的负担,而非转移责任。唯有以评价改革为牵引,以规范执行为保障,以家校协同为支撑,才能让减负走出“换马甲”的怪圈,真正为孩子成长松绑,为家庭教育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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