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庆兰
孙葆田(1840—1911)是清末山东著名学者,同治十三年(1874)考取进士,由此入仕,曾任安徽宿松知县、合肥知县。辞官后,曾在济南、南阳、开封等地讲学,晚年主持编纂《山东通志》,为后世研究山东史地留下了宝贵材料。在动荡不安的晚清时代,孙葆田以生在孔孟之乡为荣,自觉传承孔孟文脉,前半生居官从政,以清廉为本,后半生讲学修志,以气节育人,他用一生追寻儒家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清廉自守 甘为穷官
孙葆田为官时间不长,但其清廉刚直为人称道并载入史册。探寻他的为官之道,要追溯到他所受的家庭教育。
他的父亲孙福海为道光癸卯(1843)科举人,曾在湖北随州、谷城等地任职,为官多年没有为子孙置办田产宅院,而且经常拿出俸禄照顾亲戚朋友,去世后家人甚至没有钱财为他料理后事,儿子们不得已只能出售他的藏书筹办丧事。孙福海一生清廉,而且以清廉教导子孙。他生前为儿子孙葆田书写了一副对联,令其作为座右铭——“能作穷官即好官,总要细心又虚心”,上联强调为官要以清廉为底线,下联提到的细心、虚心不仅是为学应有的态度,也是为官应有的态度。
孙葆田没有辜负父亲的教导,《清史稿》记载,他在任安徽宿松知县期间“勤政爱民,日坐堂皇,妻纺绩,室中萧然如寒士”,他每天端坐在公堂之上处理政事,身为一县之长,他生活节俭,妻子亲自纺织,而所住的地方更是显得寒酸。
孙葆田为官清廉,除了源自父亲的教导,还因为他始终以孔孟辞受之义约束自身。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看见利要先思考其是否合乎道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贵当然令人心动,然而若是不合道义,就如天上的浮云一样虚幻不实,根本不值得追求。孟子也说:“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对于万钟的俸禄,如果一个人不问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对他未必有好处,甚至可能吞噬本心而带来恶果。
生长在孔孟之乡,从小读孔孟之书,孙葆田深受孔孟辞受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辞受取与关系重大,背后是道义之择与利欲之防。在为友人路朝霖的文集所作的序中,他与友人相勉,希望能一起严格防范对名利和私欲的贪求,审慎判断进退取与的时机,共同保全名节。
福润任山东巡抚时,曾请孙葆田任《山东通志》总纂,当时志局中一些人想简单抄袭旧志,于一年内完工,孙葆田深感修志之艰难,不能认同这样敷衍的态度,便果断辞谢,而且又要辞去已任五年的尚志书院主讲席位。他通过两封书信详论辞受之义,其中说“古之人,非其所有而取之谓之不义”,这句话化用了《孟子》的“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孙葆田终生对辞受之义兢兢服守,兄、弟、侄子相继去世,一家老小的生活全靠他一人维系,他仍坚守辞受取与之节,受亲友之托为人写寿序、墓表,首先要考察对方的品行、事迹有没有可写之处,而不会为了酬金随意编写。
秉公执法 赢得民心
光绪十一年(1885),孙葆田由宿松调合肥任知县。合肥是大学士李鸿章的故乡,他的家人子弟多依仗权势横行妄为,当地官员畏惧而姑息纵容,百姓颇多怨言。孙葆田到任后,事事秉公处理,丝毫不虑私情。有一回,李家的一个差役因为逼债殴人致死,孙葆田得知后即刻带人前去勘验。验尸现场聚集了大批群众围观,他们想看看这个县令是否会“为豪强所迫”。孙葆田严令仵作据实查验尸伤,坚决杜绝徇私舞弊,最终查清真相,依法严惩了凶手。百姓大喜,奔走相告,赞誉孙葆田为“包龙图(即北宋包拯,曾任龙图阁直学士)复出”。
然而,孙葆田却因此招来灾祸,不久就遭到弹劾,朝廷命安徽巡抚陈彝彻查此事,最终证明孙葆田是被人诬陷的,但他已无心继续做官,便辞官归乡。离开之日,当地百姓纷纷前来送别。
在合肥任上,孙葆田留下了一副对联:“合则留,不合则去;肥吾民,勿肥吾身。”上联写的是他对官场的态度,如果官场昏暗不堪,他宁愿拂袖而去,也绝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下联说的是为官要廉洁自守、为民造福,他满心希望的是百姓衣食充足,而不是自己升官发财。
光绪二十二年(1896),安徽省要清丈民田,安徽巡抚上疏奏调孙葆田主持此事,当时孙葆田寄居潍县(今山东潍坊),以讲学为业,他拒绝前往,并写了一篇《辞赴安徽呈子》。文中尖锐指出,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大小官员应该多思考减轻赋税这类政策以减轻百姓负担,就像孟子所说的“易其田畴,薄其税敛”,以发政施仁为要务,而不应该以清丈的名义扰民。他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就是推行仁政,造福百姓,而当时的一些官员竞相言利,实际上只是中饱私囊,于国家无益,于百姓有害。这篇不卑不亢的呈子,正是对孟子仁政思想的继承,充分体现了他的爱民情怀。
守先待后 气节育人
孙葆田以生在孔孟之乡为荣,他“读孔孟书,亦颇有志于大道”,有仁民爱物之心,匡济天下之志。他对当时无礼无学的社会现状深感痛心,认为要纠正这种社会风气,莫过于重视教育。在他看来,学校兴,仁义之说就会得到推广,人人知有忠孝大节,就会形成一种慕义而不慕利的社会风气。
仁义之说、义利之辨都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开篇,孟子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如果君王一开口就言利,从大夫到百姓也将只言利,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自上而下追逐私利的风气。
孙葆田以孟子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一大乐事,希望通过教育把孟子的仁义之说播撒到每一个读书人的心里。任职宿松时,他在关帝庙旁捐资建造了学舍,计划接纳求学之士在其中研习经典,但后来调任合肥而没有付诸实行。从合肥离任后,孙葆田没有消极避世,而是以教书育人、兴学造士为己任,先后主讲济南尚志书院、南阳宛南书院、河南大学堂、开封大梁书院等处。
执教期间,他以崇尚气节、敦本务实教育学生,以立身处世为育人的根本,而不是拘泥于文章词句的讲授。光绪十七年(1891)乡试,尚志书院多人中举,当时孙葆田任书院主讲,人们都认为这是他悉心教诲的成果。
河南孟津的许鼎臣跟随孙葆田学习经学,他非常仰慕其为人,不仅将孙葆田视为传道解惑的经师,更将其尊为德高望重的人师,终生坚守孙葆田的实事求是、通经致用之学。民国时,许鼎臣设馆讲学,讲授经史,听者至数千人。1928年,河南西部发生大饥荒,许鼎臣奔走集款,救济灾民无数。这种仁义之举正是对孙葆田济世思想的传承。
修志刻书 延续文脉
孙葆田不但有高尚的道德操守,而且是一位造诣精深的学者。他曾师从张裕钊学习古文义法,对于桐城派古文有深入研究,跟随山东高密理学家单为鏓学习经学,与王懿荣、柯劭忞等著名学者交情甚好,常有书信往来,互相切磋学问。以深厚的学问为基础,孙葆田编纂刊刻了大量书籍。
编纂《山东通志》是孙葆田晚年的一件大事。光绪十六年(1890),山东巡抚张曜奏请续修《山东通志》,奏稿即由孙葆田代拟。得到朝廷的应允后,张曜即请孙葆田担任总纂。孙葆田又推荐宋书升与法伟堂等博学之士一起参与修志,并与法伟堂一同商订修志略例,分为十二门,拟参考《史记》中的八书、《汉书》中的十志及《通典》《文献通考》等书。可惜不久张曜就病逝了,修志之事便搁置。数年后,继任的山东巡抚福润再请孙葆田担任总纂,孙葆田辞谢。后由他人主持,因当时盲目追求速度,任事者又不得其人,只是以抄袭了事,未能成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山东巡抚杨士骧又亲自登门请孙葆田任《山东通志》总纂,孙葆田辞不获已,只好接受。当时修志人才十分匮乏,年迈的孙葆田强忍病痛,承担领修重任,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到宣统二年(1910)编成百余卷,他因过度劳累,于次年初去世,后由志局中其他人增补修订,终成书二百卷。
孙葆田延续乾嘉朴学的治学路径,兼顾经世致用的修志理念,主持编纂的宣统《山东通志》填补了雍正《山东通志》之后一百五十余年山东省级通志的空白。该书考据审慎,体例完备,吸纳近代测绘新知,系统保存了晚清山东河防、田赋、金石、人物、儒学等大量珍稀史料,纠正前代志书诸多讹误,成为研究山东史地、齐鲁儒学不可或缺的文献。
除《山东通志》外,他还主持修订了《重纂三迁志》。《三迁志》取名于“孟母三迁”的典故,是孟氏家族志。第一部《三迁志》修于明嘉靖时期,后来历经多次修订。道光末,孟子七十代孙孟广均重纂《三迁志》,但没有刊刻。光绪年间,孙葆田受邀在孟广均原稿的基础上修订,最终在柯劭忞等人的协助下成书十卷,此即《重纂三迁志》。为考订孟子年谱,孙葆田做了大量工作,对于缺乏史料支撑的事迹不下定论,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该书是传世《三迁志》中最后的集大成刊本,以严谨的考据修正历代旧志附会讹误,保存大量稀见碑刻、诏令与孟氏宗族史料,对于研究孟子家族文化、圣贤祀典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孙葆田喜好刻书,节衣缩食刊刻了一批经学著作,如《春秋会义》《黄氏读礼记日钞》等。除经书外,他还注意刊刻师友遗文,比如在光绪十九年(1893)捐资校刻了已故好友施补华的文集十卷。孙葆田以其深厚的学养,通过修志刻书的形式,为传承齐鲁文脉、中华文脉做出了积极贡献。
伴随着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孙葆田走过了自己的一生。他留下的,是铮铮风骨与济世之心。作为官员,他以先义后利约束己身,以仁爱之心关怀百姓,无愧一代循吏;作为儒者,他以气节育人,修志刻书,延续文脉,无愧一代名儒。
【作者单位:孔子研究院经学与儒家文献研究中心。本文系孔子研究院院级科研项目“儒家廉洁思想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研究”(26KZYJY16)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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