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红色金融实践探索与时代启示

马丹丹　周芮帆

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路上，红军之所以能在敌军围追堵截、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中跋涉前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领导的红色金融发挥了独特作用。这段实践淬炼形成的经验与品格，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事业重要的实践范式，成为党领导金融工作百年历程中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长征时期，面对部队物资匮乏亟待补给、苏区货币在新区尚难建立信用的现实困境，党和红军积极探索创新金融与财经工作思路办法，用好金融手段调剂物资、维护币信，以规范的经济活动保障部队供给，以守信用、护民利赢得群众支持，为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经济保障。

以国家银行服务大局为战略抓手，围绕革命全局发挥金融保障作用。早在长征前夕，毛泽东就阐明经济建设对于革命战争的重大价值，强调要为革命战争夯实物质基础。因此，党把金融机构、革命资财和物资保障纳入战略转移的统一部署，使有限的财力物力始终服务于保存革命力量、保障红军作战这一中心任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在江西瑞金成立，承担统一货币、调剂金融、办理财政收支和保障红军供给等职能，是苏区的“钱袋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1934年长征出发时，国家银行和财政部一起被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携带金银、银元、苏维埃纸币、账册以及印钞材料和部分设备随军转移，共有160多副担子。这支承载苏维埃经济金融命脉的队伍，被后人称作“扁担银行”。部队途经湖南汝城休整时，国家银行设立临时兑换点，开展长征途中首次苏币回收兑换实践。1935年10月，国家银行随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创造了“随军转战、流动运营”的战时金融奇迹。这场远征，首先是一次伟大的军事战略转移，同时也淬炼形成党领导下流动红色金融的实践形态，为党的金融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以发行货币为务实之举，立足军民需要探索战时货币实践。在市场割裂、货币混杂、军需紧迫的环境中组织货币发行，是长征时期红色金融最具代表性的探索。发行独立货币是发挥金融作用的核心载体，通过锚定物资、保障兑现建立货币信用，为就地补给、争取民心开辟了路径。

中央红军转战黔北期间，红军通过没收、征收土豪劣绅和奸商的非法财产等方式充实银行基金，解决了发行准备和军费来源问题。据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记载，“赤军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之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1935年1月，国家银行在遵义杨柳街设立临时营业机构，以布匹、银元及紧缺的大量食盐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坚持红色货币与银元挂钩，发行了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投入流通的苏维埃纸币，也就是群众所称的“红军票”。国家银行将食盐、香烟等低价卖给群众，规定只能用“红军票”购买。同时，用“红军票”收购群众手中的生活用品，并在遵义城的商业中心设立6个兑换处，在遵义周边红军驻地设立19个兑换点，保障随时兑付。这一实践表明，长征途中党和红军深刻把握货币信用的价值，通过发行、流通、兑付闭环开展经济斗争，以守信践诺赢得群众信任。

以服务为民为初心之源，坚持取信于民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货币取信于民，方能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红军进入湘南大镇延寿圩、宜章城时，“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在贵州遵义“苏维埃纸票按日均兑现”，商店照常营业。正如《红星》报强调：“为了争取群众，维护苏维埃国币的信用，必须反对浪费，节约苏维埃国币来买必需的东西。”撤离遵义前夕，国家银行开展了紧急货币回笼工作，在红军各驻地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兑换处，用食盐、布匹、米、谷、香烟等物资和银元换回群众手中的“红军票”。这一系列守信践诺的实践，筑牢红色货币信用根基，生动彰显了红色金融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底色。

以实事求是为谋事之方，坚持因时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实事求是是党领导金融工作重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立足转战实际灵活调整金融举措，结合沿途情况稳妥出台适配当地、兼顾民族群众的金融政策和措施。据聂荣臻回忆：“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真像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1935年1月，土城青杠坡战斗未能取得预期战果，为实现一渡赤水、轻装机动，国家银行第十五大队奉命烧毁了大部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钞券，埋掉了一部分银毫。当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时，第十五大队又烧毁了大部分纸币，将所有的印刷和造纸机器沉入赤水河，国家银行完成了长征阶段的重要使命。这一系列应变实践充分说明，长征红色金融始终坚持从斗争实际出发，灵活调整工作方式，以务实举措适配流动作战环境，为红军摆脱追兵、保存革命力量提供有力财经支撑。

长征时期卓有成效的红色金融实践，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开展战时金融探索、凝聚民心争取群众支持提供了有力保障。系统总结红军长征金融工作的宝贵历史经验，对于传承红色金融基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赓续红色金融之“魂”，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长征时期红军金融工作最核心的历史经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进驻遵义后，重大业务决策须经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批准；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同志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纳入中央纵队序列，按照红军组织体系实行军事化管理；入黔之后，在党中央统筹下设立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发动遵义各族贫苦群众清查、没收地主、官僚、反动军阀盘剥搜刮的资财。党的领导贯穿长征时期金融工作的机构设置、业务运行与纪律约束各个层面，锻造起红色政权的经济“生命线”，保障金融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力支撑革命战争大局。

不忘红色金融之“本”，始终把人民至上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起于人民、兴于人民，人民性是长征时期金融工作最鲜明的底色。长征途中，无论是遵义“红军票”坚持流通可兑换，不让群众吃亏，还是进入松潘后红军收割青稞必立“割麦证”，写明斤两、承诺兑现，红色金融始终恪守买卖公平、兑付有信的准则。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明确强调“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长征时期的金融工作正是以此为遵循，把群众纪律写进每一张借据、每一枚货币，让人民群众从切身利益中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勇担红色金融之“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金融工作。红色金融作为长征时期特殊的经济形态，始终与革命斗争、政权建设和民生保障深度融合，彰显出服务大局的实践逻辑与价值导向。长征途中，“扁担银行”一边随军转战、翻越雪山草地，一边开展筹粮筹款，在遵义等地适时发行“红军票”、撤离前依规回笼兑换，做好物资调剂。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红色金融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通过货币发行、物资调控等务实举措，培育起沿途群众对红色货币的信任，既保障了部队供给，又保存了红色金融的制度火种，完成了从“根据地财政”到“战时流动金融”的转型，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的金融生命线”，真正做到了为党理财、为革命聚财、为前线供血。

追溯红色金融之“根”，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厚植精神滋养。长征路上，红军将士笃行恪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以清廉作风赢得沿途各族群众信赖。1935年2月，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国家银行随队进驻云南威信县，在扎西镇设立临时营业部，开展一系列战时金融活动，以紧缺物资作为准备金，公开承诺并切实保证纸币兑换，确保不失信于民，践行了清正廉洁、取信于民的革命本色。同年5月，以朱德名义在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明确要求“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这些红色金融实践，是中华传统诚信文化在革命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的要求一脉相承，以廉洁守信的底线保障金融资源真正服务人民、服务革命事业。

[作者单位分别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四川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