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元民俗与锦江旧忆

王勇

农历十月十五，是传统节日下元节。比起上元的花灯如昼、中元的诸多讲究，它显得安静，甚至冷清。但在一千年前的宋代，它曾是足以与元宵比肩的热闹节日。

下元名称由何来

下元节，是三元中最后一个节日。要懂下元，先得懂道教的“三元”。道教认为，混沌初分之后，先有天、地、水三元之气，以生成人伦、长养万物，是万物与人的根基。“元”有本原、大始之义，天、地、水各成一元，故合称“三元”。

汉末，“三元之气”被道教具象化为三位神灵，称为“三官大帝”“三元帝君”等。三官大帝在玄黄判分、天地肇定之后，出而治理天、地、水，考校天人功过、判定祸福。三官在“三会日”考校功过。唐朱法满所撰《要修科仪戒律钞》引《圣纪经》称：“正月七日名举迁赏会，七月七日名庆生中会，十月五日名建生大会。右三会之日，三官考核功过，依日斋戒，呈章赏会，以祈景福。”“三会日”即农历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南北朝时始定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日建“三元斋”，即在上、中、下三元之日举行仪式，礼谢天、地、水三官，忏悔自己所犯的罪过。至此，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被合称“三元”。后来“三元”又用作三官生日，称天官诞生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地官诞生日是农历七月十五，水官诞生日是农历十月十五。

三官分工明确，目前所见将三者分工与三个日期完整、明确对应起来的最早文献之一，是《梁元帝旨要》。其中明确写道：“上元为天官赐福之辰；中元为地官赦罪之辰；下元为水官解厄之辰。”明代归有光《汝州新造三官庙记》说得最简明：“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说以天、地、水府为三元，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称焉。”

以此，上元日正月十五，是天官赐福之日；中元七月十五，是地官赦罪之日；下元十月十五，是水官解厄之日。

下元张灯如元夕

千年前，下元节是十分重要的节日。

早在唐代，下元日便是朝廷的斋日。公元734年，唐玄宗下诏禁屠：下元斋日，京城屠宰一律赎取放生，百官停供肉料，百姓停宰杀渔猎，并令天下州县此后每岁三元日禁断。源于民间的节日能上达朝堂、下及刑政，分量可见一斑。韦应物《酬郑户曹骊山感怀》有“先帝昔好道，下元朝百灵”之句，正是写唐代下元朝拜之盛。

到了宋代，下元的热闹更达极致。洪迈《容斋三笔》载：“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夕。”吴自牧《梦粱录》亦载：“十五日，水官解厄之日，宫观士庶，设斋建醮，或解厄，或荐亡。”陆游《下元日五更诣天庆观宝林寺》诗，记自己下元清早在蜀中抱病出行：“朝罢琳宫谒宝坊，强扶衰疾具簪裳。拥裘假寐篮舆稳，夹道吹烟桦炬香。”琳宫指道观，宝坊指佛寺，两处皆有法事，道场之盛可见。

最动人的，当数苏轼。公元1077年，黄河决口、水灌徐州，时任太守的苏轼率军民抗洪，方得水退，遂建“黄楼”纪念。次年十月十五日正逢月圆，他登楼观月，作《十月十五日观月黄楼席上次韵》：“中秋天气未应殊，不用红纱照座隅。山下白云横匹素，水中明月卧浮图。”一个与水搏斗过、终获安澜的人，下元月圆夜登楼望月，正是“水官解厄”的写照。

下元寂寂余绪长

如今三元之中，上元最盛，演为元宵；中元次之，演为祭祖的节日；唯下元渐渐冷清，所幸余绪未绝。

在福建莆田一带，人们仍于下元傍晚在田头设供插香，祷祝水神；莆仙人家则于此日祭拜亡灵。这些散落民间的旧俗，正是下元尚未消亡的活证。

这份余绪，在成都化作两处街巷的名字。

其一是三官堂街，位于九眼桥下游、锦江北岸，与四川大学、望江公园隔江相对。街名来自清代这里的一座道观“三官堂”，供奉的正是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堂在别处也叫三官庙、三元宫。街上还有成都人熟悉的田家炳中学（原成都十九中）、南光机器（前身四川机器局），兼有信仰与近代工业记忆。

其二是三元正街，在安顺桥附近、锦江北岸，过去有三条相连的小街，分别叫三元正街、三元横街和三元巷。这里的“三元”，并不是三官堂（三元宫）的“三元”：这三条小街原本没有街名，只因街上有两座庙宇，每逢上元、中元、下元三节都有法事，清代后期才得名“三元”。同是“三元”，一个敬三官、一个纪节期，正见下元旧俗在成都的双重痕迹。

下元节虽节俗渐简，但痕迹并未消失——三官堂街、三元正街仍印在成都地图上，水官解厄的古老心愿也未随庙宇拆毁而散去：化为对水患的警觉、对安泰的祈盼，以及那份不事喧哗的安定。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