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胸中有‘数’”工作方法渊源探析

曹应旺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阐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专门把“胸中有‘数’”列为重要一条

●“胸中有‘数’”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长期探索与实践中凝练形成的重要工作方法与科学思维方法，为党破解各类难题、把握斗争主动、赢得革命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引

毛泽东是享誉中外的伟大战略家。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他提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注意计算数字”与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并提，高度重视数据。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这里所说的“实际情况”包含着可观测、可分析的各类数量信息。与此同时，践行群众路线同样离不开具体数据。毛泽东指出：“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阐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专门把“胸中有‘数’”列为重要一条。

“胸中有‘数’”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长期探索与实践中凝练形成的重要工作方法与科学思维方法，为党破解各类难题、把握斗争主动、赢得革命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引，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胸中有‘数’”的理论根基与文化渊源

毛泽东“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文化渊源。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又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朴素辩证法为其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毛泽东“胸中有‘数’”工作方法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及其相互转化，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毛泽东在阐述“胸中有‘数’”工作方法时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要“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这里毛泽东分析了量变与质变的相互关系及量变到质变的“度”。毛泽东多次强调照辩证法办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指出：“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这其中就包括了照量变质变规律办事。

毛泽东“胸中有‘数’”工作方法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第一，受孔子中庸观念的影响。孔子中庸观念认为“过犹不及”，主张“允执其中”。对此，毛泽东指出：“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他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第二，受《大学》作者“生财有大道”观念的影响。《大学》作者在经济上对中庸观念的一个发展是强调消费数不能超过生产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观念，在延安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时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为解决陕甘宁边区“生”与“食”、“为”与“用”数量不平衡的矛盾，毛泽东采取了三个办法：一是采纳李鼎铭先生的建议“精兵简政”，减少吃财政饭的人数。二是发动大生产运动，增加供给的来源。三是帮助老百姓发展生产，使老百姓能轻松地背得起财政负担：“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换一个角度，毛泽东又提出“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第三，受《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观念的影响。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不要看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在《矛盾论》中论述“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时，毛泽东又一次引用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话，说明片面性不对。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论述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时，再一次引用孙子这句话。毛泽东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孙子兵法》的《计篇》提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正是毛泽东强调没有计算就是失败之道的文化根源。总之，先哲们关于“过”与“不及”的关系的观念，关于“生”与“食”、“为”与“用”关系的观念，关于彼方与己方关系的观念，给毛泽东“胸中有‘数’”工作方法以深厚的文化滋养。

“胸中有‘数’”的实践淬炼与家庭影响

毛泽东“胸中有‘数’”工作方法来自革命战争时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这是对中国革命历次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与科学总结，明确了立足数据、把握量变与质变规律开展工作的核心要求。

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不仅总结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实践经验，而且总结出处理打仗与做群众工作的百分比的实践经验，指出“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左”倾教条主义搞以堡垒对堡垒，就是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被毛泽东形象地批评为“乞丐与龙王比宝”。毛泽东从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一辩证的数量策略，精准适配了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正是因为始终坚持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在每一场战役、每一次战斗中落实“以十当一”的战术优势，积小胜为大胜，才最终筑牢了战略上“以一当十”的制胜根基。

抗日战争时期，为克服根据地物资匮乏、财政紧张、人力不足的困境，巩固抗日根据地、减轻群众负担，毛泽东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并依据当时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及老百姓的人数确定了吃公家饭的人数。据周恩来回忆，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约四百斤粮食，交给公家八十斤，按军队每人每年开支合四千斤粮食计算，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如果合乎这个比例就正好，超过就困难些。按照这个比例，我们支持了十二年。”正是坚守这一科学的数量边界、坚持量力行事，陕甘宁边区得以稳定运转、持久抗战。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凝聚民心、夯实革命胜利根基的关键。毛泽东从实践活动中总结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的百分比和数量界限。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调查中就掌握了“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这一精准的数据研判，为后续土地革命、阶级划分、群众动员提供了核心依据。

解放战争时期，全面推进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进一步细化数量标准、明确政策尺度，强调“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可以说，中国土地改革的成功与重视基本的数量的分析、重视主要的百分比有着密切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胸中有‘数’”工作方法也受到家庭一定的影响。家庭环境对毛泽东的塑造是多方面的：母亲乐于助人、体恤乡邻的品格，深刻影响了毛泽东一生同情底层、关心群众的情怀；父亲精于盘算、重视账目、勤俭持家的经营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让少年毛泽东建立起对数量、收支的认知。离家求学前，毛泽东帮着父亲打理家庭账目、登记收支，记账的经历，让少年毛泽东很早就养成关注收支数据、对比经济盈亏的习惯，形成重视数量、看重实际核算的朴素意识。准备前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毛泽东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日常使用的账簿中，以此明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彰显少年毛泽东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而承载这首诗的账簿，也成为理解其早期数量意识的重要载体。少年时期记账核算的生活实践，为他后来形成“胸中有‘数’”工作方法打下了基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