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术者，所以经世务”——王安石《周官新义》的经世之学

刘成国

北宋立国百年，积弊渐深。宋神宗立志变法图强，王安石取《周礼》（又称《周官》）所载“先王之政”为蓝本，主张师法先王、建立新制，主持编撰《三经新义》。《周官新义》作为其中的核心篇章，亦是熙宁变法的理论纲领。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设经义局，由王安石亲自训释《周礼》，新经义与新法互为支撑、同步推行；熙宁八年（1075年），《三经新义》颁行，成为科举取士的官方标准。元祐更化期间，该书随新法一同遭到罢黜废弃。但至宋徽宗一朝再度被尊为官学典籍。南宋以后，《周官新义》的研习者日渐稀少。但在《三经新义》中，唯有《周官新义》历经两宋政潮跌宕，尚有残篇留存后世。

重塑《周礼》的解释路径

《周官新义》在宋代经学中独树一帜，关键在于王安石挣脱汉唐章句训诂的牢笼，进行了极具特色的诠释。

其一是以字义建构义理。他通过解说字义，把道德性命之学与政治伦理贯通起来，使文字训释不再局限于形音义考辨，而成为阐发天道、礼制和政教秩序的途径。如释“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周官新义》云：“天之色苍，则其始事之时；地之色黄，则其终功之时。璧，辟也，万物亲地而天为之辟；琮，宗也，万物祖天而地为之宗。以苍璧礼天，则天以始事为功；以黄琮礼地，则地以终功为事……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则亦各从其类也。”王安石从字形结构上，将“璧”与“琮”二字拆解为“玉+辟”与“王（玉）+宗”，并以“辟”“宗”为义训之钥，由此将玉器的色、形、名、位对应阴阳生成、天地功化、礼制秩序，字义训释遂成为构建义理系统的途径。他后来又撰成《字说》，风行一时，使这种以字义建构义理的方法更趋系统。

其二是注重文本的整体性。在王安石眼中，经书并非零散名物制度的堆积，而是有着严密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王安石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认为上承天地阴阳之生成，下贯六器方位之礼制，内则统摄璧、琮、圭、璋、琥、璜之形色名位，外则呼应祭祀、牲币、天地四方之节文，使色、形、名、位、数各从其类、彼此相因、勾连上下、浑然一体。王安石的诠释犹如一篇短小精悍的经义文，由天道阴阳推及礼器制度，由字义训释推及政教秩序，首尾呼应、条贯分明，将《周礼》塑造成一个无所不包、精密运行的“先王之法”理想模型。

法先王之意为天下立法度

《周官新义》阐发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其核心是根据先王之道为天下立法度，通过制度建设达成大治。

王安石以《周礼》为依据，将经义中的制度理想付诸现实，其新政首先体现为理财之政。他提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在他看来，为国理财，公平分配、抑制兼并、通调有无，正是为了实现公义，而非与民争利。论及《周官·泉府》，认为“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泉府为赈贷贫弱、维护公义的善政，其均输、市易诸法由此皆获经义依据。

其次是职官之政。王安石借《周官新义》阐发六官分职之义，主张官称其职、职当其能，使事有所归、责有所任。在阐释“大宰之职”时，云：“事典、事职皆以富邦国。盖事典之为书，事官之为职，以富邦国而已。事典则以生万民，事职皆以养万民。盖事典之为书，以生万民而已；事官之属，以其职推而行之，然后有以养万民也。”在制度推行层面，以市易法为例，朝廷设市易司主掌日常贸易、平抑物价，以通财货。王安石得先王之意，结合当时具体的政治情势，调整职官设置，使先王之法具备了行政载体。

最后是人才之政。王安石云：“徒法不能以自行，必得人焉，为上行法，然后治成。”法度赖人而行，无善人则善法亦成虚文。其措施之一是编纂与新政相配的新经义。以新经义作为学校统一教材和科举考试标准，以刷新学术、统一思想。其措施之二是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罢除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太学层面推行三舍法，生员依学业与行艺逐级递升，优异者直接授官，将养士与取士统合于学校。王安石解“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云：“言建国之学政者，凡建国则有学焉……教学之道，成其亏、均其过不及而已，谓之成均，义盖取此……大司乐治国之学政，则以合国子弟而已。其教则使有道有德者焉。”王安石将“成均”训为“成其亏、均其过不及”，赋予学政补偏救弊、归于中正的教育哲学意涵。他进而指出大司乐所治乃“建国之学政”，其核心在于“合国之子弟”，即：将分散的子弟纳入统一的学政体系。王安石通过理财之政、职官之政、人才之政三者相互贯通，以达成经术造士、制度立国的目标。

经义的制度化与流变

《周官新义》为各项新法提供了制度原型。以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为例，冯京认为义勇指挥使多由乡豪充当，若再增设保甲系统，不仅大保长人选难以遴选，且保甲与旧有义勇制度存在职掌重叠之弊。王安石则以《周礼》为据作答：“古者民居则为比，比有比长；及用兵即五人为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为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为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即是闾胥，伍司马即是比长，但随事异名而已。”在《周礼》的理想制度中，民事与军事本为一体，闾胥、比长平时掌教化治安，战时即为两司马、伍司马，并非另设一套人马。据此，他提出具体方案：“今令三丁即为义勇，与两丁之家同籍为保甲，居则为大小保长，征戍则为义勇。”保甲与义勇“随事异名”，是同一批人在平时与战时的不同身份。王安石以《周礼》论证保甲法，是对先王寓兵于农之意的实践，从而将冯京所提出的人事难题，转化为经典依据层面的合法性论证。

而后，朝廷设立提举学事司，专掌一路学政，使“建国之学政”的理想在制度上进一步落实。故云：“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绪……然《新义》《字说》颁命四方，驱学者以宗己，其后议臣极排力抵，于是经义、诗赋定为两科。”王安石从经典中总结出来的三舍法最初仅行于太学，在宋徽宗时期才得以推行全国。王安石以“经世务”为核心目标的经学，本为应对现实、培养新法之才而发。但遗憾的是，这一设想在其后继者手中沦为记诵之学、利禄之阶，造就了一批“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的学究。

《周官新义》的命运与宋代的政治变迁紧紧联系在一起。随着北宋灭亡，《周官新义》传习日稀、终至散佚。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周官新义》佚文，厘定十六卷，虽非全璧，但其核心思想与主要面貌得以重见天日。四库馆臣虽然认为王安石行《周礼》之法不过是假借经义以行其私意。但也进一步指出，王安石解经之论与所行新法本属两途，其经解自有所阐发创见，未可一概以“舞文害道”斥之。今日观之，《周官新义》所承载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学人通经致用的理想与抱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