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总碑”坐落地四川在红军长征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一革命壮举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非凡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1935年1月至1936年8月，四川见证了红军长征中最为艰苦卓绝的篇章。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相继在四川境内转战，跨越滔滔激流、翻越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敌军围堵，最终实现出川北上，在血与火的征程中淬炼了伟大长征精神。

1985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长征纪念碑建在四川，明确这座纪念碑“不是长征路上某个具体事件的纪念碑，而是个‘总碑’，具有象征性意义”。这座“总碑”坐落于四川，已然成为红军长征在四川一张永恒而亮丽的名片。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位于青藏高原向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是贯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重要地理纽带。这一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四川成为红军夺取长征胜利关键的转折之地和战略枢纽。四川是红军三大主力都经过的省份，红军在四川完成了战略目标与行军方向的重大调整，推动中国革命的重心由长江以南向以北转移，为开创北上抗日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在川活动时间跨度一年零八个月，实际在川转战一年零六个月。其中，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1935年1月自贵州入川，实际在川转战5个多月；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在川转战17个月；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5月自云南入川，7月在甘孜与红三十二军编成红二方面军，在川转战4个月。

长时间的驻留、转战，为红军带来了宝贵的战略缓冲，红军得以在浴血奋战间隙开展部队休整、建制优化与兵员补充。在川期间，先后实现了懋功会师、甘孜会师两次主力大会师，壮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使红军掌握了更大的战略主动权。

红军行军足迹遍布四川10个市（州）72个县（市、区），横跨川南、川西南、川西、川北、川西北，三大主力部队在川行军总里程达2.1万余里，占其行军总里程近三分之一。转战路线涵盖盆地、丘陵、山地、草原、湿地等多种地貌类型，从乌蒙山区到川西高原，从赤水河畔到雪山之巅，覆盖区域之广袤、地形变化之复杂，为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摆脱敌军围追堵截创造了有利的地理条件。

毛泽东在《七律·长征》列举了长征路上五处标志性山河，除五岭外，其余均与四川相关。在四川，红军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直面严寒、缺氧、饥饿、沼泽泥潭的重重考验，走过了长征途中极为艰险的一段征程，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在挑战生存极限中迸发出了超乎寻常的意志力。

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翻越的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绝大多数在四川。这些雪山山势巍峨、空气稀薄、风雪肆虐，严寒与缺氧时刻威胁着红军将士的生命，每一次翻越都是一场生死考验。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红军，凭着顽强的毅力、必胜的信念，成功征服了这座被当地百姓认为凡人难以攀越的“神山”。此后，中央红军又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古山等多座雪山。

位于川西北的松潘草地纵横600余里，沼泽遍布、泥潭暗藏、气候无常，被称为“死亡陷阱”。红军过草地时，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白天艰难跋涉，夜晚就地宿营。无数战士或因饥寒交迫，或因疲病交加，或因陷入沼泽，献出了宝贵生命。矗立在阿坝州若尔盖县巴西镇班佑村的胜利曙光纪念碑，讲述了几百名战士牺牲在走出草地前夜，如同雕塑般永远留在大草原的悲壮故事。松潘草地成为长征中非战斗减员最严重地段，红军横跨草地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

金沙江、大渡河、嘉陵江等江河流急浪高，敌军不仅布下天罗地网、凭险据守，而且收缴沿岸船只，企图阻断渡河通道。红军发动群众支援，巧夺沿岸渡口，抢抓渡河时机，有序组织强渡，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完成了极为艰难的行军作战。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召开的30多次重要会议中，约一半在四川进行，围绕组织领导、行军路线、军事战略、党内团结等紧迫问题作出重大决策。

1935年2月初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1935年2月中旬召开的白沙会议，拟定《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提出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促进党和红军军事思想由“阵地战”向“运动战”转变。1935年5月12日召开的会理会议，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对迂回穿插作战方针的不解情绪，统一思想认识，开展释疑解惑，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鲜明提出团结一致、继续北上的方针，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

1935年5月底召开的泸定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并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1935年6月26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确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方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7月初召开的卓克基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康藏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

随后，围绕北上与南下的战略分歧，7月至9月期间先后召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等重要会议，持续明确和重申北上战略方向，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坚决斗争，努力化解分歧、凝聚共识。

这些重要会议，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坚持民主集中制、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践历程，彰显了党中央直面分裂风险、坚守革命正道的政治智慧与斗争勇气。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强渡嘉陵江、勇克包座等战役战斗，集中体现了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35年1月至3月的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之战，被称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战役中，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河流域高度机动、穿插迂回，巧用声东击西之计调动敌军，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随后，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诱出滇军，巧渡金沙江，成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

同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拦住去路。蒋介石在大渡河北岸布重兵设防，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5月25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由17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安顺场冒着枪林弹雨渡河成功，在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进行了强渡嘉陵江战役，攻克9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从强渡嘉陵江起，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同年5月初至7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发起土门战役，打通西进岷江流域的通道，对实现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同年8月底的包座战斗，红军向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发动进攻，歼灭敌军4800余人，这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取得的一个大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

此外，根据扎西会议部署组建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坚持游击作战，牵制大量敌军、掩护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纵队先后打响叙永木厂梁子战斗，奔袭佯攻长宁县城，组织江安古佛台伏击战等一系列战斗。

红军在四川展开的这些经典战役战斗，既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成功保存了红军有生力量，使红军的战略战术素养和作战能力得到系统锤炼与全面升华，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革命斗志。

四川是多民族聚居地，是长征途中红军与少数民族广泛接触、紧密联系的区域之一，红军长征途经四川的县（市、区）中，百分之六十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

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阀的欺压蹂躏，当时有的少数民族与汉族隔阂很深。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时，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主张，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等一系列布告、文告、政策和规定，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和援助。

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积极宣传民族平等团结主张，帮助组建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彝海结盟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红四方面军转战甘孜期间，朱德与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多次促膝长谈，结下深厚情谊。受到党和红军感召，五世格达活佛不仅带动当地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支援红军，还不遗余力地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在他的带动下，不少藏族同胞打消疑虑，返回家园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救护伤员等，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红二军团进至巴塘时，贺龙耐心向当地宗教人士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主张，深受触动的喇嘛拉波主动投身革命，协助红军顺利过境。

党的民族工作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在转战中得到丰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传队”，让各族群众深刻认识到，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长征期间，大批四川热血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为红军注入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全川参加红军的人数在11.6万人以上。红军途经松潘时，羌族土司安登榜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不仅开仓放粮、倾囊相助，还毅然带领青年群众参加红军，成为当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带头拥军的典型代表。

四川各族群众倾尽所有、全力支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川29.8万多人次参加运输、架桥、修路等支前任务，牺牲7.9万多人；支援红军粮食达7100多万公斤、猪牛羊肉约32万公斤、各类牲畜约8万头（只、匹）、盐8630公斤、衣被（含毯子）鞋帽约58万件。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川西北高原，当地群众更是拿出赖以生存的青稞、牦牛、马匹支援红军，为红军带路、充当翻译、护送伤员，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为掩护红军伤病员而惨遭迫害、慷慨赴义。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四川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并将其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四川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红军行动，开展兵运、工运、学运，搜集情报、动员群众、策反敌军，推动革命思想在巴蜀大地广泛传播。天全县地下党员席懋昭以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组织青年骨干奔赴灵关接应红军，后又临危受命护送陈云秘密出川，成功打通红军对外联络、向共产国际汇报革命情况的关键通道。在那段艰难岁月里，还有许多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传递消息、筹集物资，以对党的绝对忠诚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四川人民与红军的鱼水深情，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坚实厚重的支撑保障，成为长征史上感人至深的篇章。

长征途中，最具艰苦性、悲壮性、标志性的考验大多发生在四川，雪山草地的生死淬炼、浴血奋战的意志磨砺、应对党内重大考验的政治锻造、民族团结的实践探索，共同构成了伟大长征精神孕育、锤炼与升华的深厚沃土，使四川成为长征精神重要的孕育地、实践地和传承地。

红军长征在四川的伟大历程，为其留下了数量众多、类型完整、历史价值突出的历史遗存，构成系统而完整的红色资源体系。据统计，四川拥有不可移动长征文物400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长征主题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多达95处。四渡赤水太平渡旧址、彝海结盟遗址、泸定桥、懋功会师旧址、两河口会议旧址等一大批标志性遗址遗存保存完好，红军标语、文献手稿、革命歌谣、英雄故事等海量红色资源代代相传。

这些珍贵的实物和精神留存，完整记录了红军在四川的光辉历程，是长征历史鲜活而真实的见证，为新时代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坚实载体，也印证了四川作为红军长征“总碑”坐落地的核心地位。

四川人民与红军共同书写的历史壮歌，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新长征路上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