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治家风范

冯正强

在《摆脱贫困》一书的《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习近平同志说“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是既廉又勤的”，并举了司马光等例子，评价他“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政，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司马光是北宋名臣、著名史学家，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家范》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全书共十卷，从祖、父、母、子等家庭成员角度进行论述，所载皆“谨言慎行、日用切要之事”，多引先贤嘉言懿行为例证。它作为司马光“一生得力于是”且“有裨于世道人心非浅”的作品，亦堪称“齐家通鉴”。作为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司马光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治家思想，值得今天的我们仔细品味。

礼：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

礼是司马光家风家教思想的核心理念。他认为，治国必先齐家，治家应该以礼为先。在他看来，礼的存在是因为人是群体性动物，“苟非群聚以御外患，则反为异类食矣，是故圣人教之以礼”。从人文教化层面而言，礼不仅具有规范行为、维系秩序的作用，更承担着涵养美德、塑造人格的功能。通过礼的教化，人才能逐渐成长为知礼守义的人。他在《家范》开篇即强调“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庭成员要各守其位，各尽其责，才能形成稳定有序的家庭关系。以礼治家的关键是家中长辈尤其是家长，“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

然而仅仅以礼维系秩序是不够的，他进一步引用《孝经》中的话：“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对亲人的爱是人之常情，无法想象连至亲都不爱的人，如何能去关爱他人。司马光对人性中爱的情感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宗法社会森严的等级壁垒，这使得其家风家教思想更具亲和力。

司马光所倡导的治家之道，并非单纯强调礼制的约束功能，而是在礼的规范与爱的情感之间寻求一种可能的平衡，通过“以礼立序、以爱维情”的方式，实现家庭伦理秩序与亲情纽带的统一。这种礼情相融、刚柔并济的家教理念，最终是为了实现“以礼立家、以礼育人、以礼成德”的治家理想，这也是《家范》所蕴含的家风家教理念的首要特征。

俭：由俭入奢则易，由奢入俭则难

俭朴是司马光家族世代相承的优良家风。他的家训名篇《训俭示康》专论俭朴美德。他劝诫其子司马康：“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

在《家范》中，司马光再度论述了俭朴传家的重要性。他说“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认为“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这些人为后代留下的是田产、金银等物质财富，却不注重对后代进行道德上的指导，“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留下再多物质财富，也会迅速被后代挥霍殆尽。

司马光认为“圣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他举了许多例子来论证。如他提到汉代开国功臣萧何，他购置田宅“必居穷僻处”，且“不治垣屋”即不修筑有高大围墙的房屋，萧何对此表示：“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无为势家所夺。”若是后人贤能，应当学习他的俭朴；若是不贤，穷僻之处不起眼的房屋，也不会为世家大族所夺。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所举张知白的例子，也出现在《家范》中。张知白是北宋初期人，官至宰相，“所居堂室不蔽风雨，服用饮膳，与始为河阳书记时无异”。面对亲戚的不理解，他表示“人情由俭入奢则易，由奢入俭则难”。

较之于在家训著作中的谆谆教诲，司马光在生活中厉行节俭无疑更具说服力。他素不喜奢华，仅仅是“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他官俸优渥，常常将其接济别人。当夫人去世时竟然无钱安葬，只得将仅有的三顷薄田变卖。司马光终其一生都是“恶衣菲食”，不讲究吃喝，“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好友范镇见他实在太清苦，捎给他一床被子，司马光一直用到去世。苏轼称其“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可谓一语中的。

廉：若以非道得之，此乃为盗而未发者耳

作为北宋四朝重臣的司马光，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明，时刻思虑的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私利。他在《谏院题名记》中说：“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虽然说的是谏官，但也适用于其他官职。只有为官清廉，才能做到“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

在《家范》中，司马光引用了三个母教守廉的典故来说明这一道理。其一是三国时期东吴司空孟仁的故事。孟仁曾任监鱼池官，他亲自结网捕鱼，制成腌鱼寄给母亲。但母亲把腌鱼退了回来，并告诉他：“汝为鱼官，以鲊寄母，非避嫌也！”其二是东晋大将陶侃的故事，他也曾任监鱼池官，做了与孟仁同样的事，他的母亲不但退还了腌鱼，还责备他：“尔以官物遗我，不能益我，乃增吾忧耳。”这两则退还腌鱼的故事，流传较为广泛，说明为官要公私分明，不可以官物入私家。

其三是唐代中书令崔玄暐，谨守其母教诲，并以为官清廉闻名于当时。他曾任库部员外郎，走马上任之际，其母对他进行了一番劝诫。她认为孩子在外地为官，要是有人告诉她其子过着贫寒的生活，此乃“吉语”，要是过着奢华的生活，则为“恶语”。她曾见到亲戚中有仕宦者“多以金帛献遗其父母。父母但知忻悦，不问金帛所从来”，这让她深感不安，认为“若以非道得之，此乃为盗而未发者耳，安得不忧而更喜乎”，通过受贿等非道手段获得的财物，与盗窃行为并无差别，父母从孩子处获得这些财物，应该担心而非欣喜。

司马光将这几个故事录入《家范》中，传递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为官清廉的底线，要先从家庭内部扎紧扎牢。这份跨越近千年的警示，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诚：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诚乎

司马光五六岁时因为撒谎而受到父亲的厉声斥责，这让他留下了深刻记忆。自此以后，“光自是不敢谩语”，并将“君实”作为自己的字，以提醒自己时时、事事都要“实”。有学生请教他修身之道，他直言相告“其诚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何谓“诚”，司马光在《迂书·三欺》中说，“鞠躬便辟，不足为恭；长号流涕，不足为哀；弊衣粝食，不足为俭。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则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诚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本着至诚之心，敢于依据原则表达自己的观点，以最诚实的态度对待自己和他人，是司马光一辈子做人的准则。正如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对他的评价，“自少及老，语未尝妄”。

对于诚这一美德，司马光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例如，司马光退居洛阳编撰《资治通鉴》期间，因少用坐骑而将其出售，他特意嘱咐仆人如实告知买主此马有疾。又如，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而“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但他从不贪冒他人功劳，对其助手刘恕、刘邠、范祖禹等人所作出的贡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丝毫不掠人之美。再如，司马光早年曾“从庞籍辟，通判并州”，当时庞籍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事，司马光为并州通判，是庞籍经略河东边事的重要助手。司马光奉命巡边期间，麟州知州、通判向他建议在屈野河西修筑城堡以保护原本属于宋朝的良田，这一带饱经西夏侵扰，司马光认可这一建议并上报了庞籍。但在修筑城堡期间，因麟州守将有勇无谋、轻狂冒进，导致宋军在与西夏的战役中惨败。庞籍被严肃问责，麟州知州、通判也受到处理，而司马光未受影响，这让他深感不安，接连上奏朝廷，表示“独治臣罪，以正典刑。虽蹈鼎镬，亦无所畏”。

司马光在《家范》中认为家人之间应以诚相待，他特别强调父母要以诚教育儿童，使诚实不欺的种子自幼根植在其心中。他举了两个故事来说明。一个故事是“曾子杀猪”，曾子的妻子外出，孩子跟在母亲后面哭闹，为了安抚孩子，她说回家后杀猪给他吃。妻子回到家后将此事告诉了曾子，曾子立刻杀猪给孩子做饭，认为若不这样做，为人父母者便是教孩子骗人。另一个故事是“孟母买肉”，孟子幼时见到邻居杀猪，就问母亲他们要干什么，孟母随口说要给你吃，说罢她就懊悔道，“吾闻古有胎教，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随即买肉给孟子吃。为人诚实不欺，不仅是语言不欺，也在行动不欺。

教：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如何教育子女是每个父母都应思考的重要问题。司马光在《家范》中说，“自古知爱子不知教，使至于危辱乱亡者，可胜数哉！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爱之而使陷于危辱乱亡，乌在其能爱子也？”在他看来，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不仅体现在养育他们使之身体长大，更要教育他们以促心智成长。

虽然每个父母都知道要爱子女，但如果把握不好度，就会变成溺爱而最终毁了子女。司马光尤为反对父母对子女的盲目溺爱，姑息纵容。父母如果不以道义教导子女，反而过分宠爱，则必然会导致子女变得骄奢淫逸，一无所成。他指出人都爱自己的孩子，在孩子还小的时候都不忍心过分强求孩子，总是说“儿幼未有知耳，俟其长而教之”。司马光用比喻来说明这一观点的错误及可笑，“犹养恶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顾不多哉？又如开笼放鸟而捕之，解缰放马而逐之，曷若勿纵勿解之为易也”。真正的爱子之道就在于教育和引导，“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通过早期教化帮助子女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

时代更迭，家风永传。历史中的司马光也许并非完人，其家风家教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宗法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但若以批判性继承的眼光看待这份珍贵遗产，我们仍能发现他所倡导的以礼立序、以爱维情，勤俭持家、清廉传家，以诚立身、教子成人等理念，不仅体现了其对家庭伦理、人格养成和道德实践的深刻思考，更蕴含着先贤对于礼序井然、亲情和睦、家业长久、精神充盈的美好生活理想的执着追求。今天我们重读这部经典，当以理性眼光萃取精华、摒弃糟粕，让其中蕴含的修身之要、齐家之道、为官之德成为当代人正心明道、怀德自重的文化滋养。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