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主动中预见未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导读|一起读经典

曹应旺

●土地革命低潮阶段，党内滋生悲观消极情绪、流寇思想蔓延，毛泽东回信驳斥错误认知，提振全党革命信心，指明根据地建设与红军发展方向

●围绕时局研判与革命行动主线，层层剖析国情特质、辩证看待敌我力量、回溯一贯思想主张，系统阐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规律

●这篇著作对时局与行动、自信与奋斗关系的深刻阐发具有跨时代的价值，为新时代正确判断形势、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写就，是一篇分析时局和研究红军行动问题的光辉著作。文中分析当时中国革命力量时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分析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时又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可以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因何而作

拨开悲观迷雾 恢复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

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取得巨大成功中辞别1929年，迎来1930年。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收到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来信。信中提到，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党和红军内部悲观氛围四起，红四军应该各自打游击寻找出路。

书信来往没有中断。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以复信的形式从历史与现实环境层面剖析红四军党内动摇、难以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深层根源，深刻批判忽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等错误倾向，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这些根本原则为半年之后产生的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为了恢复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进一步阐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决不是普通的通信，而是要解决党内一部分同志对时局的悲观估量，对红军和红色区域建立和发展的行动方针缺少正确认识的问题。信中批评道：“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阐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的国情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条件，党和红军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农民的武装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有何论述

分层辨析时局 系统阐明革命发展客观规律

这篇著作以“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为讨论起点，批评了当时党内的右倾悲观思想和流寇主义，系统阐明了以农村为中心、建立巩固的红色政权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批评对时局悲观的估量，阐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于行动问题，批评消极等待的做法，倡导积极主动的做法。

全文的论述层层递进：第一，批评对时局和行动的片面认识，阐明中国国情与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却不相信其迅速到来，因而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只赞成在闽粤赣三省边界区域流动游击，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实质上是一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毛泽东指出，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认清这一点，才能理解军阀长期混战、农民起义大规模发展、小块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原因，以及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为何是正确。

第二，回答怎样看中国政治形势，提出辩证的形势估量方法。一是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看，对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估量避免从主观主义出发，要从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力量同样脆弱的客观实际出发；二是从中国与西欧的比较看，“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三是从现象与实质的关系看，不能依据某些现象看革命力量的弱小而发生悲观的念头。“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以前出现的盲动主义与悲观思想，都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判断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由此分析帝国主义相互争夺中国引发的各派军阀混战，以及伴随而来的赋税加重、民族工业受压、地主与农民矛盾激化、国货商人破产、士兵群众困苦、城市贫民求生不得等一系列矛盾的发展，指出如果认识了这些矛盾“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第三，以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作为思想佐证，表明当前认识的一贯性。1929年4月5日的信是毛泽东起草的对中央“二月来信”的复信。中央的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量过于悲观，主张将红军分散、朱毛离开队伍。前委复信明确指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提出领导者在恶劣环境下不能离开队伍，分兵和集中要结合起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回溯这封信，一方面是要阐明对于时局与行动关系的认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心不是随时起意，“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另一方面是要增进对于时局与行动关系的认识，树立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信心。

为何再读

深究知行辩证 筑牢自信根基掌握时代主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既上承《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革命道路理论，也为后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献中的军事与革命理论的系统化、成熟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这篇著作虽写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但它阐发的对时局与行动关系的认识，对自信与奋斗关系的认识，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思想价值。

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作，对增强大局意识，把握时局，积极主动地努力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正确认识时局与行动的关系，体现着毛泽东著作的重要特点，凝聚着党的历史智慧。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类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身处这样的时代环境，我们决不能做躺平者、旁观者，而要以历史主动精神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更好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这正是新时代重温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重要缘由。研读这篇经典著作，能够引导我们更加深刻体悟、准确理解党中央反复强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层考量，学会以长远眼光研判大势、以积极行动把握机遇，始终在时代潮流中掌握发展主动权。

时局与行动的统一，深层落脚在自信与奋斗的统一上。自信是建立在对时局科学估量之上的向上力量，奋斗是自信外化为积极主动行动的实践状态。这一逻辑，同样体现着毛泽东著作的重要特点，也贯穿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中。毛泽东在信末写道：“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论述，正是立足低谷时局生出必胜信念，又以坚定自信指引实干行动的生动写照。重温研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党中央反复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层考量，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时代本身就是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奋进时代，唯有以坚定自信锚定方向、以不懈奋斗扛起使命，才能始终紧跟时代步伐、牢牢把握历史主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