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彭州发生的姐姐杀死患有精神病的妹妹一案，经检察机关抗诉，近日由成都中院开庭二审。这起刑事犯罪案件，通过一些媒体的“煽情”“炒作”，加之记者越俎代庖的“审判”，竟然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这很像一出闹剧，既无法制观念，又严重干扰司法。令人羞愧的是，将这场本是人间惨剧演绎成闹剧的出演者，竟多是新闻界的同行，不少媒体也为闹剧上演提供舞台。

　　一名不到20岁的姑娘，因为妹妹患有精神病，到医院看护妹妹时，乘人不备，竟然坐在妹妹胸部，用枕头捂住妹妹的面部，掐住妹妹的脖子，直到妹妹完全不动了才放手，将其活活掐死。难以想象的是，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杀死妹妹后，她似乎并没有多少悔恨和内疚，振振有词地辩解说，这是为了使妹妹和家人解脱！

　　这是一出令人难以理喻的惨剧。然而，读到有关此案的所有报道，我感到更为震惊。今年初，该案刚刚在彭州法院开庭审理，不仅好几家成都媒体，乃至凤凰卫视这家自诩严肃的电视台，几乎众口铄金：“解救家庭”“好心捂死妹妹”，等等，这哪像媒体的措辞？简直就是杀人嫌犯的辩护辞，未审先判的判决书。还有极为煽情地描述，在彭州法院，“一家3口人跪在跟前，张庭长眼眶湿润了”，不一而足。不知是否是在这样的舆论“引导”下，彭州法院一审作出了“判三缓五”这样明显畸轻的判决。当检察机关以“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提出抗诉，以及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个别媒体和记者仍然带着强烈的倾向性，编发了些许“法学专家”“抗诉理由不成立”的断言；据说“为数众多的”市民签名“吁请”；引述一个工作人员不负责任的说辞，“你们的情况我们非常同情，也支持法院的一审判决”，企图给人省妇联也介入该案司法程序的印象。

　　发生在彭州的这起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由于当事人是一个家庭内成员，加害人和受害者为姐妹俩人，故引起媒体关注和予以报道，这些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作为具有社会良知和引导舆论的公众媒体，对这类社会新闻的报道和评论，理该客观真实公正，恪守新闻职业准则和道德规范，尊重法律宣扬法制；作为采写编发这类新闻的从业者，编辑和记者不能仅仅以自己的好恶和价值观作为评判的标准，以此误导公众的情绪和社会舆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些新闻从业者欠缺起码的法制意识和基本的新闻素养，没有独立思考和作出客观判断的能力，以自己的道德价值观通过媒体这样的公器，向公众作出了误导性的新闻。

　　仅从媒体报道的事实看，无论是以残忍手段杀死妹妹的廖婷婷，到处征集签名试图以“民意”影响司法的廖家父母，还是那位富有同情心貌似公允的妇联工作人员，显然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罪行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仅仅因为给自己和家庭造成了经济和精神的负担这样的理由，故意杀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难道是可以宽恕的罪行？不尊重生命，不敬畏法律，这是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忽视了最弱势的一方本该最优先考虑的权利，怎么彰显公平正义？

　　作为这些编采人员的同行，我非常羞愧地看到，我们对于法制和道德的领悟，与彭州检察院副院长牟胜对于新闻属性的理解有着强烈的反差。他说：“讨论是好的，但讨论一定要客观。特别是作为媒体，一定要客观地表达各方的观点，而不是有选择性地进行单方面的引导”。我很赞同这样的观点，而且觉得他有资格为我们这些新闻从业人员讲一堂课。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公众需要对很多公共事务做出判断和决定，而理性的选择有赖于公众所获得的信息是否确凿真实，有赖于公众就相关事务进行公开自由的讨论，而媒体则充当了信息提供和讨论的平台。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忘记媒体对于社会担负的责任。逾越权限，充当法官，显然不是记者应有的职责。（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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