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ol.com.cn(2021-6-1 9:27:21) 四川在线－天府评论 编辑：盛飞
2001年至2020年4月期间，湖南泸溪县某学校的教师杨某某、糜某某先后性侵了8个未满14周岁的女孩。事实上，2017年，就有家长向校长、副校长反映这两位教师猥亵女孩，但他们既没有核实，也没有按“强制报告制”向上级反映。所以，犯罪分子得到惩处，两位校领导也受到了刑罚。 2020年6月，最高检、民政部等9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其实，这不是“强行报告制”的源头。早在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就曾提出了“强制报告制”。两位校领导没有履行“强制报告制”，导致了色狼教师持续猥亵、性侵女生，最后受到法律惩戒，也在情理之中。 还有一个正面的案例，证明了“强制报告制”的积极意义。5月26日，连云港市赣榆区检察院检察官杨红萍，向公众讲述了她亲身经历的一件事：8岁女孩月月，因被生父和继母的殴打而腿部感染，但他们并没有将月月及时送医。班主任发现后，报告给了当地妇联，妇联按“强制保护制”将此事反映给检察院，并将月月送医。医生感叹说，如果再晚来一天，月月的腿就保不住了。 一正一反两个事例，证明了“强制报告制”的积极意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比如教师、医生、妇联、居委会等，在工作中发现性侵、虐待、欺凌、遗弃、拐卖等9类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情形，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这就是“强制报告制”的精髓。它表明，“强行报告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种法定的责任和义务；如果相关人员不履行这一职责，就如同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 从预防的角度看，强制报告制度有“事后”弥补的性质，虽然有滞后性，无预防的效果，但也属于亡羊补牢。未成年人遭受性侵、虐待、欺凌、遗弃等，我们都不应是旁观者，相关人员更应必须及时履行“强行报告制”。所以，无论如何，“强制报告制”都应成为一柄保护伞，而不应是制度的摆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