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山东省组织350吨新鲜蔬菜，从寿光出发捐赠武汉。武汉市商务局次日发布消息称，该批蔬菜已组织当地三大商超集团按照低于市场价进行销售，扣除力资、运杂等费用后，所获款项全部上缴红十字会，专项用于防治。 　　捐赠蔬菜上架售卖，此举引发部分网友质疑。武汉市商务局回复称，蔬菜生鲜不易存储，免费发放难以保证公平且具体操作存在很多问题；该局此后在声明中表示，变卖捐赠蔬菜用于保障供应、平抑菜价、丰富市民“菜篮子”；销售收入集中上缴市财政，列为防疫资金下拨使用。（《新京报》、“界面新闻网”1月30日） 　　应该说，受捐地武汉的商务部门在处理蔬菜这一特殊的捐赠物品的过程中，总体处置并不存在太大问题。《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对于不易储存、运输和超过实际需要的受赠财产，受赠人可以变卖，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应当用于捐赠目的”。 　　从产地采摘，再长途跨省汽运，经由分发，虽属冬季，蔬菜生鲜的保质期也所剩不长。武汉封城的状态下，要将山东以及其他省份捐赠的蔬菜一一派发到居民家庭，需要耗费较多人力、周转运力，还难以避免因此出现搬运、分发过程中的破损消耗。并且，蔬菜种类多样，众口难调，如果有关部门组织基层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上门派发，还可能出现居民对派发到的捐赠蔬菜品种不满意的情况，甚至导致一些小区出现居民出门交换分发到的免费蔬菜或予以变卖、丢弃。 　　武汉市商务局将收到的捐赠蔬菜通过合规、公开流程进行限价、平价变卖，避免了出现上述问题，避免了进一步加剧本已背负着很高工作压力的基层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的负担，能够让捐赠蔬菜较快的到达武汉市民餐桌，最大限度地避免浪费。 　　但必须指出的是，武汉市有关部门在处理捐赠蔬菜中，对销售费用还采取了“扣除力资、运杂等费用”的做法，这个处置显然与法律规定是抵触的。340吨以平价销售的蔬菜，总的销售费用显然不会很高，如果反而要按照一种市场价的方式去扣除所谓的销售成本，剩下所得的款项就不会太多。笔者认为，武汉市财政应当承担有关商超企业在销售捐赠蔬菜中的相关成本，让捐赠蔬菜变卖款项完整用于捐赠目的。 　　而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武汉市有关部门又称，“销售收入集中上缴市财政，列为防疫资金下拨使用”。虽然我们应当对武汉市的防疫资金使用的可靠性放心，但该市的这一操作使得捐赠蔬菜从变卖折现（变现后金额很少），再到并入防疫资金，无论是蔬菜捐赠方还是广大网民，实际上都很难知晓、查询其使用情况。这也意味着，捐赠蔬菜这一具象化，可以发挥爱心公益示范效应的做法，最终转向了抽象的资金运作。 　　笔者仍然认为，武汉市有关部门不宜将捐赠蔬菜变卖费用上缴财政，与其他费用归并使用，反而应当尽快列入诸如防疫物资、医药用品采购，保障医护人员和生活困难患者等具体需要，账目清清楚楚，使用明明白白，让捐赠方和广大网民清楚的看到爱心蔬菜哪怕是变卖为钱财，也直接发挥了救助作用，让群众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