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社区《建议加大未成年人犯罪震慑力度并连坐其监护人》一文提出，必须加大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力度，同时，对其监护人实施连坐，也跟着坐几年牢。（11月12日人民网） 　　作为监护人，如果参与了监护对象的犯罪，或目睹案发过程而不正当作为，理应依法领责。但是，作为监护人，不可能寸步不离监护对象。在监护人视野之外，或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犯罪且造成恶果，监护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关系到刑法原则的突破，不能凭感情愿望做取舍。 　　罪责自负是我国《刑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沿袭了国际惯例。其基本含义是，谁犯了罪，就应当由谁承担刑事责任；刑罚只及于犯罪者本人，而不能连累无辜。这是法治文明的产物。尽管自古有“子不教，父之过”之说，但也不能像古代那样搞株连九族。 　　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理应对未成年人的一些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这既包括民法范畴的赔偿责任，也包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之责。但这并不意味着监护人疏忽失职造成未成年人犯罪，自己也要承担刑事责任。对此不该有争议，除非监护人参与了该项犯罪。 　　当然，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从“该不该”的角度理论，依情依理，也不好突破“罪责自负”的现代刑法原则。法律与诛连说“不”，是历史的进步，总不能说因未成年人犯罪率高了，就该倒退回去。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只能限于监护失职，而不能扩入到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这是基本的常识。 　　对一种行为是否入刑，必须考量刑法自身规律，而不能作为一时治理的猛药。不然的话，后患无穷。按照支持入刑的逻辑推论，如果学生在学校犯罪，那么作为监护方的学校领导和老师是否也该列为刑事追责对象；对于精神病人犯罪，其监护人要不要也纳入刑法打击范围；还有一些代表国家行使监护之责的机构及其负责人，是不是也要入刑？如果顺理成章，该入刑的范围就太大了，根本不符合实际。按照同情同法，讨论监护人入刑，不能不虑及扩展效应。 　　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其成因比较复杂，属多因一果。除了至亲之外，还有学校、政府、社会、文化现象以及不相干的人和事影响，如果按照这种归责逻辑，都应该去追诉其刑事责任，但这是无法实现的，找不到通达的路径。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未成年人，由于生活的变故，其监护人并不是“一定不变”的，还有的监护人并不明确，遇到这类情况，又该如何是好？即便父母是固定的监护人，那么是对父母一并追究刑责还是只追究其一？如果追究其一，应该追究哪一个，为什么追究这个？如果对其父母一并追责，孩子又该由谁去照料？这些问题恐怕将会无解。 　　理不正则事不顺，法不正则治不张。情绪须给法律让道，法治社会容不下不讲法治原则的“刑事株连”。未成年人犯罪，让父母替子受刑，既不公道也不人道。那种对“疏忽父母”追究刑事责任的主张，还是趁早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