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梦想，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期待，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它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全体人民的智慧，经过一代代人不懈的努力和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98年来，给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现在正向“强起来”迈进。但是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快慢取决于“历史的合力”。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没有实践不行，实践慢了也不行。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唯有把握新的历史特点，发扬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斗争精神，遵循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胜利实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发扬伟大斗争精神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动力源泉。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斗争精神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它的丰富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换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发生深刻转变。把握新时代的斗争特点、遵循斗争规律，是增强斗争本领的理论前提。 　　一是斗争的性质从革命性向建设性转变。斗争精神诞生于革命时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凝聚，其英雄神勇、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崇高信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98年来，斗争精神内涵主要发生了四次变化：第一个时期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表现为“推翻旧世界”的传统革命阶级斗争，主要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武装斗争，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第二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其主要任务转变为让人民吃得饱、穿得暖，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斗争精神从传统革命性向政治性过渡，突出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斗争精神转向经济建设性，主要是提升应对经济全球化能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四个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斗争精神的内涵则更加丰富，主要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是斗争的领域从政治向倾向经济、精神文化转变。马克思主义政党斗争精神的本质就是为人类求解放，而这种解放具有阶段性。在追求解放的历史阶段中，斗争精神的时代价值也会发生变化，其内容由最初实现人民政治上的解放，逐渐到改善民众的经济状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众除了对经济改善要求外，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精神缺“钙”现象，迫切需要发扬斗争精神。 　　三是斗争的主体从党员干部带头到更加强调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中国共产党也是伟大斗争的主体。毛泽东同志说，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斗争精神的引领者，更应走在时代的前头，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不仅要从自发转向自觉，还要走向自为，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化“自我革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灵魂，与境遇斗争、与经验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活力的精神源泉。当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全面增强党的斗争本领是履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关键。 　　四是斗争的方式从单一维度向多样维度转变。随着新时代社会矛盾日益复杂，斗争精神的实践探索应向更深、更广、更加灵活的方式转变，其视角也从单一维度转向多样维度。斗争精神的发扬除了党员教育、政府官员行为示范外，还需融入工厂农村、民众生活之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斗争精神的宣传主要依赖“灌输”式。但随着人的主体性充分发展，大众普遍要求民主、平等、对话的教育方法。在这种背景下，斗争精神应多维度地通过发挥主体参与度等“柔性”力量，来实现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稳定的“硬”的政治功能，达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作者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