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小组会议上，省政协委员、成都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余松提交提案《关于加快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调整的建议》，建议从立法、监管、执法等方面，加强对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力度，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1月19日《四川日报》） 　　移动平台、数字平台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外卖送餐员、快递员、“潮汐工”、滴滴司机等“零工群体”，让指尖上的服务变得“唾手可得”。然而，便利的背后，配套法律相对滞后，权益保障存在“模糊地带”，急需通过相关法律和制度的规范，防止“零工群体”的权益“归零”。 　　“零工群体”是共享经济时代的产物，正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改变人们的生活。以成都市为例，目前，快递员、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大约80万人。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碎片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等特征，因为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体系的比例还不高，缺少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一旦发生侵权纠纷，难以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权利救济，往往只能“哑巴吃黄连”。所以说，这种情况在带来“自由度”的同时，也无疑隐含着某些“风险性”。 　　任何自由都有其代价，劳动时间和地点的自由，其代价就是员工和机构的劳动关系变得难以认定。这种新就业形态的背后，潜藏着劳动关系难确认、缺乏社会保险、劳动权益难保障等问题。由于新兴职业群体在法律中没有明确的界定，存在模糊地带，而且在雇佣关系上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在发生用工纠纷时，往往陷入“身份困境”，难以对其进行依法裁决，一旦遇到事故，常遭平台“甩锅”，其保障权益基本属于“裸奔”状态。 　　“裸奔”的权益保障亟待制度“庇佑”。虽然相关法律尚不完善，配套制度存在缺位，但权益保障不可“悬空”。要将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的适用范围，明确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享有的权利等，制定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办法。要制订相应的劳动标准，就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劳动保护等进行规范，逐步解决“零工群体”职业伤害、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障等相关问题，出台相应的政策与保障制度，从而消除权益保障的“盲区”。 　　当然，将“零工群体”群体纳入法律保护，并不是用传统劳动、劳务关系来简单“套”用于这个新的就业形态，而是精准施策，增强现行社保制度缴费标准的弹性，完善“零工群体”的社保制度，明确其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缴费。既然存在灵活就业的形式，就要有与之相适应与相吻合的“灵活社保入口”，尽快进入“操作层面”。同时，要从破解他们的“身份困扰”入手，让他们在面临劳动纠纷时能够进行清晰的身份认定，防止企业借民事合作之“名”行规避劳动关系法律适用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