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立潮头 奋勇搏击 书写治蜀兴川新篇章

http://www.scol.com.cn(2018-12-28 15:25:57)  四川日报  编辑:盛飞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作者:四川日报理论评论部
作者:四川日报理论评论部   投稿邮箱:scolpl@163.com
  ——四川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二)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助推改革转型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谭明献

  长虹创立于1958年,历经军工立业、彩电兴业、智能化三次转型,已成为集消费电子、IT服务、军民融合等产业为一体的综合跨国企业集团。

  变革“管理体制”,厘清关系完善法人治理。2015年完成改组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标志从生产制造向战略投资、管理等领域转变。具体来讲,在省内率先构建“外大于内”的董事会结构;党委与董事会、经营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确保党管干部有效执行;明确了将党委研究审议作为董事会和经理层议定“三重一大”事项的前置条件;监事会实现“内设外派”;经营层中总经理、副总经理及下属子公司高管,全部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

  深化“一企一策”,简政放权不断激发活力。一是完善授权管理,提高企业决策效率。绵阳市委市政府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制订了《长虹控股授权经营方案》,对公司董事会在干部人事、投资、资产处置等15项事项突破现有规定进行授权,提高企业市场化自主决策效率。二是推进层层授权,强化自主经营能力。通过制定完善的《内部授权手册》,明确母公司责任清单和子公司管理负面清单,全面梳理母子公司权责关系。除《公司章程》及涉及“三重一大”等事项提交母公司审议外,其余经营决策事项全面下放子公司,提高子公司自主经营决策能力。

  坚持“市场导向”,追求绩效推进基层混改。一是推行三项制度改革,打造刚性绩效文化。2016年起,在各业务单元建立“KPI管工资、利润增长管分享、行业地位管提拔”的考核模式;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高管从20人减至13人,子公司高管优化率20%,基层管理优化率超30%。二是推进子公司混改,实施骨干员工持股。近两年来,已推进了12家下属子公司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实施“进退并转”,四轮驱动创新转型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基于互联网面向物联网的转型,加快面向制造的服务和面向服务的制造“两个转型”,扎实做好“进退并转”四篇文章,即以“进”驱动产业升级,以“退”进行瘦身健体,以“并”加快产业发展,以“转”实现资源协同。

  总结回顾长虹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发展,完善法人治理是基础,实行放管结合是手段,激发企业活力是核心。国企改革没有终点,长虹将坚持“重效率、重效益”的高质量发展思路,聚焦壮大信息家电与电子制造、信息服务、军工与能源这“一核多极”产业,以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为动力,以高水平国际化为突破,加速长虹转型升级,不断创新创造,实现长虹事业梦。

  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

  □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曹萍

  改革开放40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我们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引路指向,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使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时代我们仍须坚持以科学理论引路指向,跋山涉水,勇于创新,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航向。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要把握好“改”与“不改”的辩证关系,将其统一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住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基准线和方向标。二要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理论创新始于问题。从理论发展史上看,世界上伟大的理论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的。以科学理论引路指向,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必须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要全面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部署,立足全局、把握大势,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适应新形势、抢抓新机遇,培育新动能、增创新优势,推动全省改革开放实现重大突破、取得更好成绩。三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行稳致远。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绝非易事。中国改革开放经过40年,已经进入深水区,面临很多难啃的硬骨头。在这个已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看家本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切实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思维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健全“三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甘丽

  40年来,广安紧跟基层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脉搏,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善治良序的要求期盼,准确把握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积极探索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努力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

  走出路径依赖、动力不足、民生难题“三重困境”,亟须寻求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症结的有效途径。其中,针对制度惯性下的路径依赖,转变治理观念是关键;针对动力不足带来的基础薄弱,治理多元主体建设是核心;针对民生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中心。

  面对部分乡村“空心化”问题突出,大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汲取型向服务型的管理调适。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纷纷进入城市,农村社会的运行和维系因此“空心化”。在此背景下,新世纪以来的广安,在资源下沉、服务精准、管理精细等角色调整、职能转换方面做了很多积极而又富有成效的探索。经验表明,不断提高村(居)民的组织化程度,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路径。

  坚持以公共安全为主导,建立完善基层社会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网格化治理的广安探索是以“公共安全”为主导性初衷,重在城乡全覆盖。从社会治理理论上看,广安经验意味着网格化服务管理正在促进政府对基层社会从“管”向“治”;在治理结构上,意味着网格化服务管理正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责任重心从村(社区)向网格这个“基本单元”转变;在治理方式上,意味着网格化服务管理正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从依靠条块统筹、部门联动到注重重心下移转变。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着力构建“参政议政”新通道和打造共建共治新纽带。作为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广安民主党派利用自身社会联系的广泛性、专业人才密集的优势性、政治角色的特殊性,以“智库”这个“端口”,贯通社会治理的不同层次,既体现其服务性,更彰显其参与性。因为正是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派协调各类社会关系、整合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的“纽带”作用得到了充分彰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党的十九大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三治”只是手段,“善治”才是目的。在“善治”的目标取向下,广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关键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推动基层利益表达的组织化两方面。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核心是夯实治理主体建设这个基础,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手段,鼓励和引导更多主体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推动基层利益表达的组织化,核心是贯穿治理机制建设这条主线,一方面要丰富村(居)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另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其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

  扩大对外开放 促进高质量发展

  □省经济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 吴敏

  四川作为经济大省,要深入汲取改革开放40年的宝贵经验,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既为全国贡献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更要贡献创新发展思路和典型经验,切实肩负起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使命。

  四川是内陆省份,是支撑“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纽带,承担着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的新责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有利于四川充分利用全球高端的人才、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促进省内企业的创新,推动经济效率提高,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有利于四川主动对接发达区域、先进产业、新兴国际大市场,吸引资源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有利于提升四川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助推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以开放促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变外在压力为内在动力,形成未来更具竞争力的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

  4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扩大对外开放是四川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未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新时代新征程,四川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盆地意识”,推进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加快打造立体全面开放格局、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努力走在西部全面开发开放前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拓展更大空间。

  要深刻认识机遇挑战,准确把握开放发展新要求。当前,四川面临着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国际贸易摩擦升级、区域竞争更加激烈,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等挑战。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外开放更加注重提高质量、效率和效益,向着质量型、创新型发展转变。要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建设等发展机遇,在准确判断当前四川发展所处阶段的基础上,以全面开放引领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转型、发展制度变革、发展环境改善,推动四川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

  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形成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加快构建立体全面开放格局,需要高水平建设自贸区,紧扣“四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释放开放发展新动能;需要加快建设贸易强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开创开放发展新局面;需要加快出川大通道建设,形成“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交通走廊和对外经济走廊,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需要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开创互利共赢局面,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需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塑造开放发展新优势。

  激发中华传统文化新活力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王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既来源于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根源于5000年来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道德精髓。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求变”“创新”的思想,是铸就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深厚根基。

  中华传统典籍,关于求变的思想,可谓起源甚早。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深刻阐释了生生不息、革故鼎新就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周易》又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见,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伴随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伴随着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演进历程。

  对于创新的推崇,在中华传统典籍中也是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儒家典籍《礼记·大学》中就有关于“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的记载。此处的“新”,就有创新、推陈出新的涵义,说明古人深刻认识到,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谋求发展、追求进步,不断创新,臻于完善,这表明当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创新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与科学定理。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过历史实践的产物,蕴含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和思想,富含求变、创新等丰富的文化基因,改革开放正是从这些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合理因素,才获得了长久的历史支撑,并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之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四川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富集,创造了无数以古蜀文明、三国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武术文化、藏羌彝民族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巴蜀文化辉煌灿烂、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中厚重而充满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四川不仅是人杰地灵的“天府之国”,还有求变、创新的基因,是传统的“改革之乡”。要推动新时代四川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发展,实现四川省委提出的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目标,传承、弘扬、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这一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只有在不断改革开放、创新开拓的大路上,才能够推动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建设的相互促进、同频共振,迎来新时代四川发展的新胜利。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作出了历史性决策贡献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韩宏亮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因为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决不是偶然的,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小平同志首先敏锐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大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拉开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作出全面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一是进行改革开放的舆论和思想准备。“文革”后说是有两年工作的徘徊,实际上两年来邓小平做了大量恢复经济建设的工作,仅1978年他就五次出国考察,同时派出代表团考察,这都是前期准备。1978年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有一系列讲话,中心就是要加快经济建设;他还用“到处点火”来形容他的讲话,“到处点火”其实质是在点燃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迅速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新的战斗任务。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一直有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的考虑。1978年11月5日,他在泰国访问时说:“现在我们立下了雄心壮志,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从1977年恢复工作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他多次强调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三是揭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当大浪淘沙之后,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回过头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可以肯定地回答,历史愈久远,有一点就愈清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它标志着一个成功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道路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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