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省长葛市堂姐冒名顶替堂妹学籍考试事件，已经刷屏。当地监察委已经介入，调查结果不久会公之于众。（11月27日澎湃新闻） 　　堂姐叫黄风玲，堂妹叫黄海霞。1993年，堂姐顶替堂妹的学籍参加了中招考试，考上了许昌师范。毕业后，堂姐的名字就变成了黄海霞，在县城一所小学教书。 　　十多年前，堂妹就闹腾过，说是自己的成绩被堂姐占有，自己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县公安局的调查结果是，堂姐确实顶替了堂妹的学籍，仅此而已。但是，县教育局却说没有顶替学籍，啥事没有。 　　目前，堂妹提出可以比对笔迹，以证真伪。但堂姐一方并不心虚，提供了当年班主任、同学的证明材料，都说是堂姐参加了考试。 　　笔者是1984年考上郑州师范，也是个复读生。当时对于复读，政策要求不严。但是印象里，后来越来越严。中招严，高招也严。现在看来，当时的政策非常荒唐，逼良为娼，产生了不少恶果。比如，各地存在的顶替学籍现象，给当事人造成了很大伤害。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有一对夫妇，男的叫孙大勇，女的叫汪昌梅，都是顶替别人的学籍考上大学，后又碰巧结合到一起的。孙大勇真名叫程如法，爱人汪昌梅的真名叫顾春丽。孙大勇在地税局工作，汪昌梅在学校工作。名字跟真实身份不对，二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据说，像他们一样顶替别人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在当时的灌南县较为普遍，光1993年的白皂中学，就至少有四五个类似的情况。而整个灌南县当时共有20多个乡镇，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所中学，再加上县城中学，当年究竟有多少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根本无法算清楚。记者通过相关渠道获得了一份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灌南县部分化名高考考生名单，其中多人在当地机关单位任职，不少人已身居校长、副校长要职。 　　法制晚报记者翻阅历年高考政策发现，早在1980年，国家就开始试行高考预选制度，而在随后的一两年内，这样的制度被推广到全国，包含江苏在内的多个省份都采用了同样的制度。在此制度下，各地都划定了较为明确的录取比例，复读生自然难以与应届生享受相同的录取待遇。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考上大学是很多人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的唯一途径，于是便催生出类似顶替学籍充当应届生等多种违法手段。 　　据报道，早在1990年，这样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当年，一份来自监察部驻国家教委监察局、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的通报文件指出，当年共有17人因在高考中弄虚作假被处理，其中，大部分为顶替学籍者。此外，1991年12月《河南省教委关于清退冒名顶替上学和其他舞弊问题学生的情况通报》一文共通报清退了611名不符合入学资格的学生，其中冒用学籍的情况也占到很大比例。这份文件同时指出，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松懈的户籍管理制度等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端洪教授认为，1980年代实行的高考预考属于特定制度的产物，有些不合理的地方，限制了人们的一些机会，在此情况下，顶替学籍参加高考的行为，类似于“投机倒把”，应区别于法律意义上的替考行为。因为在这类事件中，学校也是有责任的。现在，应在保持现有秩序稳定的原则下，对当事人、涉事学校的错误进行追究，分析各方应分别承担哪些责任，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对于河南长葛堂姐顶替学籍事件，笔者的意见倾向于堂姐用了堂妹的学籍参加了考试，因为当年复读生不能参加中招，而且这种政策持续了多年，冒名顶替学籍绝非仅此一例。堂妹闹腾的最不合理之处是，当年考试后，应该知道自己的成绩，应该知道自己考没考上许昌师范。但是她居然说自己没有等到通知书，这可不靠谱。如果知道自己考了498分，过了分数线，没被录取，当时就可以要个说法的。多年之后，她用另一种“真相”维权，恰恰表明，当年她并未参加考试，自然也就不知道成绩，至于是否被录取，就更不操心了。 　　这事闹开了，堂姐也会受到一定的处理。开除公职，太亏。但是背个处分，是应该的。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治病救人，以人为本，还是要遵守的，不然，就是法西斯。 　　堂妹基本上也是得不偿失。至亲的堂姐堂妹，弄到这个地步，非常糟糕。怎样化干戈为玉帛，以和为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