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广汉西高和金鱼两个公社带头，把一个“包”字引进农业生产，用“分”的方式点燃了积极性，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如今，还是这里的人们，围绕土地这个命根子，接力探索土地股份合作、集体资产股改，尝试借助“合”，释放集体的价值，持续深入改变着这片土地。（2018年11月6日《四川日报》）　　 　　要说农村改革，其实最根本的就是土地改革，是土地使用权的归属改变。我国从全国解放到现在，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从地主手中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分给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使用；二是鼓励农民采取自愿的方式组成合作社，开展互助合作；三是人民公社化，即以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为单位的集体生产；四是以家庭为单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五是目前正在探索和实践的土地流转、公司加农户的股份制以及新型农村合作社。　　 　　在短短的60多年间，我国的农村土地改革就经过了几次使用权的“分合”交替，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像是在原地打转。其实不然，在每一次的聚散离合背后，都隐藏着与时代发展相互依存的原因，也产生了与之相应的结果，最终形成了螺旋状发展，而不是简单地重复。　　 　　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不仅第一次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土地的归属问题，更是实现了中国农民世世代代“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互助组、合作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比较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现状的一种生产模式，却过早地被人民公社化冲淡了。回过头去看，人民公社化的步子迈得快了点、大了点，确实与当时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有些不相适应。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就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从而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集体力量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当明显。就拿全国有名的“红旗渠”建设来说，就是集体力量结出的丰硕成果；时值今日，对沿线的农业灌溉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时间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不甘心于“吃大锅饭”式生产模式的四川广汉和安徽凤阳的部分农民，率先“分田到户”搞起了单干，也就是随后在全国普遍施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劳动付出与生产成果直接挂钩的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热情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广大农民的吃饭穿衣等生活条件也因此而得到了有效改善。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巨大能量差不多已释放殆尽；尤其是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后，这种单打独斗式的生产模式，无论是生产产品的计划，还是销售渠道的疏浚，均已无法与市场的变化相适应。为此，只有深化农村改革，启用新的农业生产模式，才能让广大农民不仅能吃饱，还能够吃好。　　 　　现实需要，往往是创新的最强大动力。一批能够重新激发农业生产活力、挖掘土地使用潜力、发挥规模化生产优势、更能适应市场竞争的新的农业经济体，便应运而生；就目前而言，最主要的包括：通过土地流转而形成的公司化生产模式、公司加农户的股份制生产模式、新的农村合作社生产模式等几种。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进一步改变，未来也许还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其他农业生产模式。　　 　　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更加精细，无论是土地使用方式还是农业生产模式，任何的创新都可以尝试，只要能够有效激活农业生产动能、充分发挥土地使用潜能、有效改善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