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深圳打掉一“职业索偿”敲诈团伙，6名犯罪嫌疑人被批捕。此前该团伙向酒楼购买自制海马酒，然后举报给食药品监督管理局，索赔10万元,酒楼不堪侵扰而报案。近年来，类似这样的“打假”犯罪活动在各地频现。职业打假一方面起到“啄木鸟”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近日，华东政法大学举办研讨会，就职业打假的刑事边界、法律红线展开探讨。（10月16日《法制日报》） 　　探讨职业打假的刑事边界和法律红线很有必要，这也是“职业打假”历经20多年已经走到一个“拐点”后，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近年来，职业打假类诉求案件不断攀升。以上海为例，今年上半年上海职业打假类诉求案件达6.1万件，占同期投诉举报总量的30.6%；而在2014年，这一数据仅为867件,比例也只有1.9%。而且，随着网购外卖的兴起，线上职业打假也风生水起。 　　然而，职业打假，目前备受质疑，“职业打假人”基本上已变成了“职业索赔人”。以往职业打假中包含的公益性，随着打假目的转移而发生了改变，公益性越来越少，索赔倒成了唯一目的。公开信息显示，职业打假很少真正涉及商品质量安全等民生内容，而往往集中在标签、成分表、配料表和规格等标签标注问题。目前的套路是：职业打假人大都采取“一买、二谈、三举报、四复议、五诉讼”的方式，先民事后行政，多方施压，以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 　　可见，如果“打假”变成了“敲诈”，如果职业打假人频频向行政机关施压，使执法人员疲于应对，行政与司法资源无疑将被不正当因素挤占，不仅增加了执法成本，还人为制造矛盾，影响正常营商环境。当前，消费环境变好，职业打假案却激增，这是不正常现象，用消费者维权意识高涨来形容也解释不通。况且，不少举报都是以要挟后获取高额索赔为目的，尤其是还有职业打假人与黑恶势力相勾结，这就导致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伤及社会诚信。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客观地讲，虽然“假冒伪劣”经过多年打击，目前已经大为减少，但必须承认，假冒伪劣商品并未绝迹，黑心制造商和销售商依然存在。因此，如何区分职业打假与正常消费维权，就考验着监管和执法部门的耐心、毅力、智慧。若是以敲诈勒索为目的打假，无疑属于非法，甚至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入刑。而职业打假人构成又十分复杂，目的也未必完全相同，如果一遇到职业打假就以“敲诈”预判，恐将伤及无辜。 　　对此，今年3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程序规定》正式实施，该规章要求，建立投诉举报信息管理系统，对举报信息统一编码、处理，统一告知商家。投诉人需如实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主要反映问题等内容，系统后台将自动生成与该身份证号码相关的投诉及举报数量、复议或者诉讼等信息，从而判断是否重复举报与投诉。这正是针对当前职业打假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出台的一个应对措施。 　　不能否认职业打假人起到的“啄木鸟”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也不能任凭浑水摸鱼者打着维权幌子从中非法渔利。职业打假人是以获利为目的，却也间接为遏制假冒伪劣做出了一定贡献。一边是消费者频繁上当受骗，而另一边却是监管的乏力。如今假冒伪劣减少、公众维权意识提高、机制保障逐渐完善、投诉和救济渠道逐渐畅通，这恐怕也有职业打假人的功劳。可见，职业打假人的使命似乎还没有结束。不过，面对职业打假出现的“变异”，就必须与时俱进地朝着智慧监管与精准执法的方向发力。（作者系四川在线特约网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