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窗口期”谋划推动区域发展问题尤为重要 　　“虹吸效应”是指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大城市、具有优势地位的城市，能够将周边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资源要素吸引过来，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北京的发展对河北地区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就是典型的虹吸集聚效应，但是这种“虹吸集聚”式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的空间形态随着河北省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正在慢慢地消解。 　　我国区域经济的空间发展形态上，“辐射扩散效应”较为典型的是上海对其周边地区的溢出扩散作用。在城镇化层面，上海和江苏的城镇化率自2013年开始，就一直高于50%，在经济发展方面，江苏的经济增长率在2014年—2016年间均高于上海的经济增长率。四川省的城镇化率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其省会城市成都市，城镇化率超过70%。虽然四川省的整体城镇化率与成都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全省的城镇化率正保持稳步的增长态势。成都市的人均GDP 一直处于四川省的首位，并且与其他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四川省城镇化程度的提高，省内其他城市的人均GDP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 　　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走过的历程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区域经济的空间形态由“虹吸集聚”向“辐射扩散”发展，并且城镇化率达到50%后，会出现一个发展的新契机，形成一个拐点，也将成为优化产业经济地理、重塑经济版图的重要契机，因而在这个“窗口期”谋划推动区域发展问题尤为重要。 　　从空间经济学来看，城市是生产要素集聚的中心，集聚必然导致中心—外围格局。经济带与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及其集聚中心的地位，必须体现中心—外围的差异，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必然性。但中心—外围模式是常态，区域经济差距并不代表区域经济不协调与低效率的发展，相反，适度的集聚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然而，这是有条件的，譬如要求生产要素空间自由流动，需要集聚区内有合理的分工合作关系，形成良好的产业关联，等等。这就需要城市群的建设要形成合理的地域分工格局，形成有机的城市层级体系。分工与集聚是紧密联系的，分工产生外部性，导致报酬递增，而外部性与报酬递增又进一步促进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反过来，集聚使外部性与报酬递增得以充分体现，从而实现分工利益。可以说，分工是集聚最根本的源泉，而集聚是分工的空间组织形态。城市与城市之间需要分工，才能形成有机的城市层级体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素自由流动是很重要的。如果要素流动受到阻碍，那么城市之间容易形成产业同构，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城市就会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动与行为。 　　稳健有序的城市层级体系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川省内，经济总量上成都一城独大的特征非常突出。也就是说，成都的首位度非常高。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地理因素的影响，更有集聚经济效应。首位度高，该城市“压力山大”，区域发展基本上依赖于该城市的领先作用和辐射作用。那么，这样的城市是否能承担这一艰巨任务呢？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持续地吸引生产要素特别是优质生产要素集聚呢？这对城市的资源要素禀赋和创新与管理要求都很高。集聚必然导致拥塞。与集聚力相对的是分散力。两者成反方向，相互抵销。当集聚力等于分散力时，我们称其为阀值，在到达这个阀值之前，集聚效应会不断增大，因此会吸引更多的企业；但超过这个阀值之后，由于拥塞产生很高的地租和商务成本，分散力就会大于集聚力，企业就会向外扩散。 　　我觉得，光从四川省来看，好像一城独大还只是资源过分集中问题。但是，四川省是个行政概念，考虑区域经济发展，不能光从行政概念来看问题。四川经济是整个西南经济的一部分，在整个西南经济中，四川占什么地位？在西南经济竞争中，四川的竞争力主要是成都的竞争力。也正是如此，在西南经济中，有个双子城：成都与重庆。这也好比珠三角中双子城广州和深圳。珠三角的这对双子城，分工很好，各有特色，比翼齐飞，并带动珠三角整体发展。这应该可以给四川以启迪。 　　眼光放宽一点，无论是长江经济带还是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四川省内很多地区都会受到重庆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的影响，而由成都与重庆双核心主导的四川盆地经济空间格局在未来可以形成多层级的中心—外围结构，而多层级的中心—外围结构是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结构。 　　当前成都的人口与经济规模都远远高于四川省内其他城市，其城市发展也面临着交通拥堵、环境压力大、人口过多、特色缺失等“大城市病”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成都规划局拟通过降低城市建设密度和强度，将中心城区人口规模控制在700万人以内。但这是城市建设模式的问题，不应简单地归因于城市规模过大。不要高估了城市规模扩大的坏处，而低估了城市化与经济集聚发展的好处。从经济集聚的角度来看，成都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支撑城市，其城市化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还有进一步扩大规模的可能，人口与经济活动有可能也有必要继续向成都集聚，以充分发挥成都的集聚经济效应，提升成都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都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应该发展文化、旅游、创意等现代服务业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产业升级来推进内涵式的城市化，提升成都在国家城市体系的层级地位，以增强其在全国乃至全球城市中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稳健而有序的城市层级体系是资源空间合理配置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城市层级体系来看，成都的首位度太高，与其它城市尚没有形成合理的梯度。或者说，四川的城市层级体系不分明。而广东就不同，城市之间有较好的梯度，有较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广州、深圳属于一级，佛山、东莞、珠海、中山属于二级，其它则是三级、四级等。应该说四川大部分城市的规模都还比较小，城市体系中缺乏经济总量3000亿—5000亿元以上的城市。因此，今后要在城市群相对完善和有条件的成都平原和川南、川东北地区大力培育经济增长极，打造高层级的大城市或者经济副中心，譬如绵阳、德阳、宜宾、南充和达州等，使其成为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城市群中具有较强推动力的核心城市。 　　总的说来，当前四川重塑经济版图，可以城市层级体系理论为基础。这个“级”，是学理上的“级”，不是行政级别。一个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在城市群之间有合理的分工和密切的联系，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系中山大学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