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宁波街头。小徐姑娘丢了苹果7，被宁波大妈捡到了。小徐讨要，大妈说拿2000块钱才给。小徐拿了500块和一筐杨梅，和大妈见了面。大妈嫌少就是不给。小徐再次报警。大妈气急败坏，摔了手机。这一幕，被一同前去的同学拍了下来。
6月23日，经由微博报道，宁波大妈的丑才大白于天下，一时舆论哗然。
当时去的路上，小徐姑娘就报了警，想和警察一起见大妈，便于处理纠纷。但是，警察未到。二次报警后，警察说这是民事纠纷，你到法院起诉吧。
6月24日，凤凰评论转载公号“浙言浙语”文章《宁波“拾金索酬”事件，更该反思的是当地警方》，文章指出，虽然路人的行为与传统的“拾金不昧”精神有所违背，其略显贪婪的索取行为也值得讨论，但在此事处理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当地的警务机制。文章认为，警察原本在第一时间就应当积极介入，批评教育宁波大妈，责成她赔偿损害的手机，不至于让事态蔓延扩大。当地警方的推脱行为，其实反映的是其人性化服务意识的淡薄。
甚至，此事并非小事，它会是宁波城市文明和形象的一个疮疤。宁波市可以以此事为契机，开展一次全市文明行为大讨论，重新审视一下宁波文明城市建设中仍然存在的诟病。心有敬畏，行有所止。不要让文明城市“虚冠”，不要让民众失望，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文明成果。
宁波大妈确实很不文明。不但不文明，还涉嫌违法犯罪。只不过，作为一般群众，面对此情此景，假如你手机被捡，遭遇“宁波大妈”索要高额费用，该咋办？报警没用，该咋办？手机被摔，又该咋办？……自己又不是律师，答案显然很难寻找。
不过这个答案，对于警察来说，应该是胸有成竹。他们在头脑里会自然知道这样几点：
一，拾金不昧，不仅是传统美德，还有法律底线。拾金者，有义务归还失主。如果失主不愿意补偿，捡到者不可以强行索要。
二，如果拾金者拒不归还，属于不当得利，失主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返还；如果失物价值超过了2万元，则涉嫌非法侵占，捡到失物者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三，如果拾金者肆意毁坏财物，则涉嫌构成毁坏公私财物罪。
四，警察有义务让拾金者知道，捡到失物不仅应当还，而且必须还。动了贪念或邪念，想要私吞、毁坏失物之人，将会受到法律和道德层面的双重惩罚。
非常遗憾的是，小徐姑娘报警后，接处警的警察既没有丰富的出警经验，又没有正确的法律观念，就觉得这种民事纠纷不归自己管辖，统统交给法院，自己一推了之才是“经验谈”。现实生活中，遇到民事纠纷，警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做法非常普遍，这对于纠纷中占理者非常不公，动不动就去起诉，进入马拉松式维权，成本高昂，又有几人能够选择这样做？做到底？
2015年12月29日，为有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受案立案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公安部制定印发了《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意见》规定，对群众上门报案的，要当场进行登记，当场接受材料，当场出具回执。对违法犯罪事实清楚的案件，应当即受、即立、即办。对于不法侵害正在发生以及其他情况紧急的案件，应当立即派出警力赶赴违法犯罪现场进行紧急处置。处置完毕后，应当在24小时内完成接报案登记，并向报案人出具报案回执。报案人和其他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政务网站、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各种互联网平台和移动终端，以及在公安机关及派出所设置的电脑信息终端，自助查询接报案、受案立案及案件办理情况。
《意见》专门对强化受案立案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作出规定。各级公安法制部门承担公安机关受案立案工作的监督管理主管责任，上级公安业务主管部门加强条线监督，公安机关指挥中心、纪检监察、督察、信访等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共同做好受案立案监督管理工作。对于报案不接、接报案后不登记不受案不立案、受案立案后不查处，越权管辖、违法受案立案、插手经济纠纷，以及虚报接报案和受案立案统计数据等违法违纪行为，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源头，就有派出所有案不接、接报案后不依法受案立案、不作为的情况存在。两年多来，如果各级公安机关能够落实好该《意见》的规定，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能够最大限度得到保护的。事实上，像宁波警方处理小徐姑娘的报警，动辄推给法院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位宁波大妈在警察缺席的情况下，拿着失主手机当面一摔了之的行为，已经极大冲击了社会公众拾金不昧的认知底线。网友已经开始人肉这位宁波大妈。据说，她是一位中学数学老师，住址信息清晰，有人把花圈送到了她家里。不难想象，这位大妈接下来的日子，一定会很不好过，她会为自己的丑行付出代价。
吃一堑，长一智。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无需为宁波大妈贴什么标签。“大妈”的前缀绝对不一定是“宁波”。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作为拾金者，大妈何以那么肆无忌惮地跌落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之外？作为执法者，警察何以不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从而丧失教育和制止违法者良机？作为围观者，我们何以没有养成深入思考自我警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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