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作为易感人群，各地儿科门诊更是人满为患，北京、河北、陕西、浙江、天津等多地儿童医院门诊病人数量突破历史新高。为此，原国家卫计委专门下文，提出元旦春节“两节”期间，儿科门急诊不得出现停诊和拒诊情况。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江苏连云港、天津、上海却接连有医院宣布儿科停诊。（5月16日《央视财经》） 　　儿科医生短缺，不少医院儿科门停诊、拒诊和关门的状况由来已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有关部门也反复出文，要求强化儿科的基础建设，比如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表示，将深化医教协同改革，支持高校设立儿科学专业。同时为了扩大人数来源，该委还决定，2015年9月中旬举行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儿科、院前急诊定向的考生可以加试相关专业内容，加试成绩可以计入总分。 　　降格以求和设立儿科学专业，有助于增加儿科专业人数的总量，解决“总量缺口”的问题——根据2016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数据显示：根据2020年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要达到0.69名的目标，我国儿科医生数量2016年的缺口为86042名。不过时至今日，“儿科医生荒”的问题不但未能得到缓解，在个别地方反倒变得日益严重。再加上二孩放开的情况下，过重的医疗负担和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反倒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形势何以反向而行？问题出在利益导向机制上。一方面，由于儿科用药少，耗材少，大型检查少，赢利能力太弱，属于医院体系中的“弱势群体”，虽然接诊的人数保持在高位，但无法像眼科、外科、五官科等其他科室，可以保持较高的比较收益，为医院获取较高的经济回报，给医院带来了极高的营运成本和压力，处于“赔钱赚吆喝”的尴尬境地。在以药养医的惯性模式下，儿科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留之不赚钱，取之不可惜。 　　另一方面，儿科作为医院的“边缘科室”和“低收入科室”，整体的赢利性决定了个体的获利好坏。再加上巨大的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从事儿科的人员意愿极低。医生圈内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结果是，儿科医生既难以招进新人，又难以留住旧人，人员流失的现象极其严重。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数据显示，在我国，平均每年每家医院都有两名儿科医生离开工作岗位，儿科医生的离职率要比其它科室高出许多。 　　不难看出，儿科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出现了恶性循环的态势——供给上的不足与需求上的增加，又加剧了负担重、风险大和赢利弱等问题严重化。从既有的问题看，利益机制是破解决“儿科医生荒”的关键，让医院的儿科有足够的赢利空间，让从事儿科的医生具有比较优势的待遇，行业价值最终体现为比较光鲜的价格，最终通过体系性的制度构建，让物质收益、风险控制、医患关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得到有效的解决，源头活水才会真正得到激活。 　　在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而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76%的反差下，从业者的意愿显然难以得到提高，要摆脱儿科医生“累、穷、险”的恶性循环，核心是薪酬体制改革，通过收入的增加来保证儿科医生的职业尊严，从业者才会保持高昂的从业热情，儿科职业才会真正具有吸引力。若连最基本的薪酬优势都无以体现，道德教化与荣辱导向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为，职业的敬畏、向往与奉献，除了从业者自身的思想境界，还有环境的保障与支撑。破解以药养医，通过公共财政的补助和内部利益分配的调整，让“小儿科”不再边缘化，“儿科医生荒”方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