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记录，天津市民龙蒙跑了4个派出所，等了10天。原因在于龙蒙7年前因升学将户口从外地迁入天津，由于就业、购房、换房，他的户口先后从南开区学府街派出所迁至南开区广开派出所、北辰区宜兴埠派出所、红桥区三条石派出所。而几家派出所给出的理由也如出一辙，他们只能证明龙蒙户籍在所属派出所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犯罪记录，而对此前或此后时间有无犯罪记录则无法证明（据5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很显然，这是一个很客观也很负责任的理由，作为辖区治安和户籍管理的派出所，也只能根据户籍存续时间出具相关证明，户口不在本所或已经迁出，自然也就不在辖区的管理范围之内，不能出具“无罪记录”也是情理之中。但问题是，这样的“无犯罪记录”不仅有辱人格尊严，更带有浓厚的“有罪推定意识”，有必要一定让居民个人自己去“自证无罪”吗？ 　　我们都知道，无论在工作、生活还是日常与人交往中，如果有人当面问你，以前有没有犯过罪坐过牢？这不只是很不礼貌和极度让人反感，甚至可能会由此导致无法预估的严重后果。但就是这种极其羞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却被转变为个人提供“无犯罪记录”，成为一些用人单位招录新人员的“刚性要求”。但如果由单位出面进行“内查外调”并作为正式录用的“决定项”，人们尚可理解，问题是由拟录用者个人去找警方证明自己“没犯过罪”，其本身既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制度羞辱”。 　　原本因该由“公对公”办理的证明材料，不知何时已演变成了让个人“自证清白”的尴尬。不仅如此，在现代司法理念中，代表无罪推定的“疑罪从无”早已成普遍共识，在这一司法理念下，不仅无罪者无需“自证清白”，即便是曾经犯过罪已经接受过法律惩治的刑满释放人员，在法律上也已经是普通的合法公民，在求职就业等方面也不应该受到歧视，然事实上刑满释放人员不但被官方打上“有前科”标签，被列入警方的“重点防控人员”，一些部门单位甚至企业在招录新人员时，更带有浓厚的“有罪推定”思维将其拒之门外。也正因为存在这些有悖现代法制理念的畸形思维作祟，才使得“无犯罪记录”证明至今“僵而不死”。 　　招录或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其用意是再明白不过，一是信奉“犯过罪的没好人”；二是对法律的惩治和教育作用信心不足，更相信“恶习难改”；三是用人“洁癖”，不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另外，在对“有前科”人员充满怀疑的同时，又对“无罪记录”者盲目信任，恰恰忽视了“好人会变坏”坏人同样也会改好的浅显道理。更可怕的是这种思维已不仅存于坊间社会，不但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将“无犯罪记录”作为招录新人的刚性门槛，甚至连警方的规范文件也将出具“无罪记录”纳入便民服务事项，这在强调尊崇宪法和依法行政的大背景下，着实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诚然，警方出于社会治安和打击犯罪等各方面工作的需要，对公民的守法记录信息存底备查确属必须，出于安全考虑，“无犯罪记录证明”在居民出国、出境求学、求职乃至旅游等方面也是必不可少，但对于在国内求职就业等领域而言，将曾经有无违法犯罪记录作为限制条件既于法无据，也有悖法律意义上的公平与公正。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可能由于年轻气盛、一时冲动造成违法犯罪，在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之后，无论与法与理都应享受正常公民待遇，参与社会的公平竞争。即便是某些特殊职业岗位需要对“有前科”人员作出限制，必要了解过去的遵纪守法经历，也应当由单位出面通过警方核查较为妥当。 　　说到底，犯罪记录也是公民的隐私，除警方和法律授权之外，并不能随意查看或故意传播，用人单位要求新入职人员提供“无犯罪记录”，既是对新入职人员人格的极不尊重，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为支撑。天津市民龙蒙为一纸“无罪记录证明”跑了4个派出所，还险些误了入职的截止日期，这既不是警方的工作效率低，更不是具体工作人员的故意刁难，问题在于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是否通过法律授权和真正必要，是如此，也应当通过官方途径进行对接，而不应当让公民个人去办理这种既伤尊严又伤脑筋的“自证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