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陕西神木县、郑州市金水区等地在宣传标语中出现其他地名“穿越”的情况。陕西神木县街头的文明宣传标语，开头第一句话竟是“爱国爱家，爱我长沙”。宣传标语的48个字与3年前长沙市发布的文明公约完全相同，被网友称之为“神木爱长沙”。一些基层的文件材料、领导讲话、宣传标语大量雷同，抄袭成风。所谓“传递式”发文、“共享式”写作频频出现。（12月26日 新华社） 　　“神木爱长沙”、穿越式标语在基层多发，领导讲话稿屡被曝成“共享式”文章，当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章出现时，掩藏的是地方实际，泯灭的则是违背实事求是的作风。“传递式”发文、“共享式”写作病根不除，“文抄公”还会频繁现身。 　　2017年引起轰动的一起“文抄公”新闻，或许除陕西富县县委书记抄袭案莫属。然而，时至今日，究竟谁是责任方，有没有问责，到目前仍然“烂尾”，这不能不让“文抄公”案件频繁发生留下了想象空间，留下某种晦涩。 　　文抄公频现，“传递式”文件屡屡出台，一定程度上，与基层偷懒有关，也有的地方怕“出乱子”，主动裹自己的手脚，宁愿“复制粘贴”上级文件，只换个发文单位就下发实行，有的甚至市县层级都没有更换。这种复制粘贴，不仅对于理解公文要义，具体落实工作没有好处，也会助长以文件落实文件的不实之风，实则为官僚主义使然。安徽省委在巡视下辖某县过程中，发现该县领导25份讲话中，竟有20份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原文件”，不能不说 　　但另一方面，“文抄公”频现，也与对口单位或上级开展工作不严谨、急于求成等有关。如有的单位上午下达的通知，下午就要求反馈落实情况、要成效，并美其名曰“工作要留痕”，这种时时留“档案”的思维，表面上体现工作进展，实际上则是形式主义的再现。 　　还有，一些地方制作的宣传口号、标语，动辄抄袭异地标语口号，连地名都不改，这种完完全全的拿来主义，虽然可以用商家制作不走心、从网上直接下载等原因作为借口，但是，作为委托方的机关单位，也有审核把关的责任，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仅仅把板子打给商家，显然是推托责任，避重就轻。如果再往深探究，就是这些地方，没有真正的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至少没有用心的“写标语、写文章”。 　　不管是基层“偷懒说”，还是上级单位或对口单位限时反馈说，抑或是商家粗心说，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文抄公”，都绕不开一些机关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不深入实际、工作肤浅、方法简单粗暴、问责不实这些原因。明确了这些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一些地方提出将把以文件落实文件，文件照搬照抄等情况作为整治重点，四川德阳把“一把手”党课资料“晒到网上”，是治理“文抄公”的重要举措。但如何从根本上驱逐掉“文抄公”，依然需要从转作风、抓责任、优化工作体系、严明工作方法上下功夫，否则，就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甚至是眉毛胡子一起抓，乱打板子，起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