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基层的文件材料、领导讲话、宣传标语大量雷同，抄袭成风。所谓“传递式”发文、“共享式”写作频频出现。（12月26日新华社） 　　今年以来，山西神木县、郑州金水区等地在宣传标语中出现其他地名“穿越”的情况，陕西神木县街头的文明宣传语开头竟然是“爱国爱家，爱我长沙”，宣传标语里面的48个字与3年前长沙发布的文明公约完全相同，被网友调侃为“神木爱长沙”。中部某省执纪部门上半年在县巡视时，发现县里的一些领导干部发言材料雷同，通过将25份发言材料的“关键字”在网上搜索，结果20份都能搜到原文，并且相似度超过90%，甚至还有干部直接将别人已经发表的文章拿来署上自己的名字。 　　网络的发展带来资源的共享，给我们的生产生活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小到宣传标语，大到工作方案总结、调研文章，均能在网络上找到所谓的“模板”“样稿”。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这就是典型的“拿来主义”。不得不承认，很多公开贡献的工作资料能够给人以启发，甚至很多干部能够从别人的材料中找到灵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拿来即用”，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思考，不立足岗位实际，不结合地方实情，那么“拿来的”就成了堂而皇之的“抄袭”，干部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文抄公”，更甚者是连别人的地名、部门名称、干部姓名都原封不动。 　　“文抄公”的普遍存在，并不能一味地责怪基层干部，毕竟在具体是事务中，基层干部经常身兼多职、分身乏术，对下要落实上级惠及群众的政策举措，对上要负责日常的总结、报表、信息等工作，中间还要处理领导安排的日常琐事，“文抄公”抄袭公文也是无奈之举，报道中的一个例子就可见分晓。西部某省一位省级机关秘书处负责人谈到，一年要撰写的文件材料多达290多份，平均每个工作日至少有一份，而且有的是当天布置当天就要，如此高密度的文件材料工作如何叫人吃得消。在基层，虽然文件材料质量要求并不高，但是频率依然不小，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能够一一应付、不被问责已经是万幸。 　　实际上，网络上时不时曝出A县抄袭B县文章的新闻，由于舆论的密切关注，有关部门不得不“高度重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问责，严重的有开除职务。仔细想想，这样的处理方式类似于“就人说人”“就事说事”，没有思考过为何出现这样情况。如果因为各种文件材料实在堆积成海，那么干部沦为“文抄公”也是现实所逼。如果真的是因为干部本人作风问题，那么严厉的问责处罚是无可厚非的。笔者认为，整治干部中的“文抄公”既不能一味地纵容，也不能一味地问责，要纾堵结合，要找清楚问题的根源、摸清问题的结症，这样才能管长远、治根本。 　　首先，要彻底改变“文山会海”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让干部有时间去思考、去创新、去实干；对于那些“当天布置当天就要”的工作，不妨在对方角度想想能否高质量地完成，切忌做“拍脑袋”的决策。其次，要明晰权力、责任和义务，该谁做就谁做、谁做就谁负责，比如，领导干部的对照检查材料就该领导干部自己亲自动笔写，出了问题由自己负责；再比如，一般文字材料领导干部负有审核把关的责任，不能一出问题就拿工作人员当“替罪羊”。最后，要建立严厉的监督问责机制，在日常管理中就要多抽查监督，如果发现有照抄照搬就立即整改，及时堵住漏洞；对那些屡教不改、执迷不悟的“文抄公”，应该严肃问责追责。（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