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 访谈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理解经济发展新阶段，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战略目标，本期高端访谈邀请专家就此进行探讨。 　　嘉宾 　　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孙超英 省委党校区域经济教研部主任、教授 　　主持人 　　刘志杰 本报评论员 高云君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 　　主持人：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刘志彪：过去的赶超战略取得了中国经济奇迹，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急需解决的、突出的、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表现为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现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必须在战略上从追求增长速度转型为追求质量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速度与民生幸福的双重追赶。加上我国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可能会出现以要素价格不断上扬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趋势，若这种成本上升的趋势不能为生产率上升速度所消化，不能从依赖于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向创新驱动、提高生产率和附加价值的竞争优势转化，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力将会受到阻滞，经济运行将可能出现滞涨格局并陷入发展的陷阱。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迫切要求。 　　孙超英：党中央基于中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作出了这一新判断、新战略。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的问题仍然存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呈现新特征，要求经济体系也要发生相应的变革。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主持人：如何理解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孙超英：首先，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至少包括“产业体系、创新体系、协调体系、开放体系、机制体制等子系统”在内的一个大系统。进一步说，产业体系应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机制体制应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其次，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同于传统经济体系，要符合新发展理念。再次，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还不是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的目标。 　　刘志彪：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要素协同产业体系，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其中，实体经济是纲，任何脱离发展实体经济轨道、使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不良倾向，都会伤害国民经济，需要纠偏；科技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现代金融则是实体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血液系统；人力资源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第一生产力。 　　要实现这四个要素协同，必须将内生增长与发展实体经济有机地糅合在一起；要发挥先进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而不是去孤军奋战；鼓励由金融支撑的创新驱动增长；鼓励把过去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的“汗水经济”，转变为人力资源驱动型的智慧经济。这就要求，既要引导企业在实体经济领域加快技术创新和优化供给结构，也要在虚拟经济领域强化金融创新，增加优质资产的供给。 　　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主持人：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孙超英：至少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第一，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科学、适度、有效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二，要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第三，提出了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即“1+4”（国家发展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其中，国家发展规划提升到“1”的地位，这体现了对发展规划的重视，表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要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而“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则是审视全球金融危机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及金融运行态势的重要部署，有助于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同时促进金融稳定，提高金融调控的有效性，切实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 　　主持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着力点在哪里？ 　　刘志彪：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纠正扭曲的供需错配，从而缓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具体路径有：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打造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产业基础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外部支撑。 　　孙超英：这“三大变革”中，质量变革既包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也包括提高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素质；效率变革是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要求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更大的产出；动力变革要求在我国传统动力减弱的背景下重新培植经济发展新动力新优势，将传统要素驱动力转变为创新驱动力。“三大变革”是一个系统，因而其着力点应聚焦在体制机制的持续建设上，政府要及时调整制约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不合理制度障碍，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和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把握新趋势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主持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依靠创新。四川作为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如何更好利用创新驱动，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孙超英：四川要紧扣创新驱动发展目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的先行先试，坚定不移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推向深入、取得实效；围绕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四川五大区域协同创新和乡村的协同振兴；统筹推进科技、商业等模式创新，进一步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具体而言，今年是中央赋予四川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3年任务的第2年，试验工作即将进入更为艰巨的“下半程”。在这个关键节点，应不断巩固拓展前期形成的成效、经验，精心谋划、科学制定下一阶段工作思路和任务，把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 　　主持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改革和开放。开放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四川如何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走在前列？ 　　刘志彪：全面开放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自我强化机制。当前，新一轮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要利用自己的内需优势，形成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着力吸收全球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这主要包括：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引进来和走出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通过建立和完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孙超英：第一，四川应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和天府新区、全面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发展机遇。第二，根据“融北带、进南路、拓东部、带西地”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开放发展定位，采取因地制宜的开放手段和路径。第三，加强与重要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经贸合作，继续在硬件上夯基提效，以机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高等级航道建设为重点，构建海陆空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多式联运开放发展新体系。第四，构筑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宜的体制机制，对接国际通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