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院被指“虐童”，引发关注。对此，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涉事教师刘某某已被刑拘。随后，北京市教委对事件涉案人员予以“强烈谴责”，北京朝阳区政府则发声责成立刻免除该幼儿园园长职务。几乎就在同时，发生于2015年的吉林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宣判，涉案的四名教师以虐待监护人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近年来，幼儿园虐童案时有发生。虐童行为极其恶劣，涉嫌犯罪。如不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必将导致更严重后果，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然而，每次虐童事件后，基本上都是程式化处理方式：处理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排查清理幼儿园安全隐患，加强幼教的监管工作，做好幼儿家长安抚，对幼儿做心理疏导，继续强化管理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之类。而随后，类似的虐童事件再次发生。 　　可见，仅靠上述措施无法保证虐童案减少或不再发生，即便加强“管理”，采用的也是原来的管理方式。虐童肯定与管理、教育、培训等有关，但如果仍沿用原来的管理模式，恐怕无济于事。而且，那些虐童的幼儿园，都是有资质，甚至很有名气的幼儿园。至于那些规模小、实力弱的幼儿园，就更不令人放心了。因此，虐童肯定与幼儿园内部的管理有关，与相关部门的监管有关，也必然与管理方式不合理、不科学有关。 　　事实上，虐童不仅限于中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就是在一些发达国家，虐童同样困扰着监管者，不断触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世界各国都经历过对幼童被虐待从不重视到重视，再到完善幼童保护措施的痛苦经历后，才逐步走向正轨。而要减少甚至杜绝虐童的发生，参考国外的一些做法，借“他山之石”，没准儿就可以“攻玉”。在如何应对虐童上，美国就有过惨痛的和教训，其经验很值得借鉴。 　　1874年，9岁的玛丽·艾伦被养母虐待，房东实在看不下去就报了警，可警察认为这是在“管教”孩子。当时，美国的法律无权干涉监护人殴打孩子，其他机构也没办法干预。最后，还是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帮了忙，因为艾伦也是“动物”，以“虐待动物”名义起诉了艾伦的养母。该案颇具讽刺意味，也足见当时美国在保护幼童不受虐待上的软弱无力。 　　然而，正是“艾伦案”，促使美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儿童虐待预防协会。1912年美国儿童福利局成立后先后出台多项法律。1974年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案最终出台。为防止该法案沦为一纸空文，福利局强调第三方原则，绝不让任何一方单独监督，这就促成了“家长委员会”的诞生。而“家长委员会”的唯一职能就是：监督学校，防止学校虐童！如果再有虐童倾向，家委会就会行使监督权，防止黑手伸向幼童。 　　前段时间，国内媒体都在报道一些地方的家长竞聘家长委员会资格这件事。遗憾的是，那些竞聘的家长，基本都在向学校和老师“献媚”，以“拼爹拼妈”的方式显示自己的职位、收入，目的就是让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多加关照。可是，家长委员会除了与老师沟通孩子的校园生活外，还有一个更重要职能，那就是：监督学校和老师，以防孩子被虐！ 　　可见，密织一个预防孩子被虐的网络，不仅需要官方对学校的监管，家长必须参与其中。家委会的职能，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说服见证者并收集证据，举证虐待行为，使恶人受惩罚，对虐童恶行也是一种威慑。由此，在虐童事件发生后，愤怒和谩骂无益。在用原来的办法管理或整改也显得无效的情况下，是不是该参考国外的一些做法，如让家委会更多地冲在前面，形成另一道保护墙呢？（作者系四川在线特约网评员）